历史发展到19世纪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已开始由兴盛滑向衰落。但清王朝对此认识不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不同层带有不同反应，而对天朝观的冲击力度最强，反应也最快。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大国”观念，由于鸦片战败，而遭到彻底破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的近代主权观念。
    一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特别是由于缺乏地理知识和交通的不发达，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家”的放大，家与国一体，并形成了“天下一家”、“天下”即是“中国”的观念。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①]，“维秦始皇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②]。到了明代，中国人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诸多国家，才明白天下是个绝大的世界[③]。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没有形成近代国家的概念，而只有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因而，清王朝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国为中心的序列上，认为除了华人之外，其他民族的人都属于“夷狄”。这是天朝观地域中心论的观念。这种观念，严重地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
    天朝观还包含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具有较深的历史根源。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长期处在人类文明的巅峰。当黄河、长江之畔已经产生了辉煌灿烂文明时，泰晤士、莱因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在东亚地区内，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文化发展类型上，属于“内源型”。周边国家与中国是落后学习先进的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
    应该说，当时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优越地位，并不十分清楚。但对在东亚地区内所处先进地位的认识是明确的。也正因为只看到在东亚地区所处的优越地位，才形成了她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与地域上的中心观念，是天朝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致使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也成为天朝观者们盲目自大的物质条件。认为中国“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④]。到了乾隆晚年，中国社会呈明显由盛转衰的迹象，贪污风起，政治腐败。但乾隆仍为天朝大国的“尽善尽美”所陶醉，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国货物以通有无”[⑤]。这种盲目自大自信的心态，使清朝统治者们看不到中国外面的世界，不懂得只有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才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根本保证。误认为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以供中国人永世享用。
    忧患意识淡薄，缺乏危机感，是天朝观的直接后果。忧患意识是仁人志士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种心理品质，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上的中心观念，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尽善尽美”心态的养成，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封建王朝当政者及整个国民的视野，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好局面，可以永远维持下去。
    但是，就在中国清王朝政权建立不久，世界秩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西方各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更多的市场和原料，向全球大肆扩张。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各国生产力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念和世界秩序。在这世界性变局中，中国一些经世派学人，也积极提倡“实学”。“实学”与学以致用的知识价值观念正相吻合。然而，清朝统治者们仍然沉湎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梦幻中，继续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样，清政府与西方最强国英国的正面冲突就不可避免，终于爆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二
    天朝观念，在鸦片战争之前已受到冲击。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9世纪初期，欧洲商人、冒险家、传教士等，就纷纷来到东南亚及中国沿海地区，并随之带来西方文化。传教士除了大量宣传宗教文化外，也介绍并夸耀西方的文化和科技，主要内容有西方历史、地理、政情、风俗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知识。
    西人东来，西学东渐，中国被迫开始与近代西方世界接触。到184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中国人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当时这些书籍还仅仅限于介绍西方和世界的地理、历史知识。如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就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后来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李兆济的《海国图记》、姚莹的《英吉利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等，都属于这类图书。这些介绍西方及世界地理、历史情况书籍的问世，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一直陶醉于“中央大国”、“中国即天下”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这些新书籍的问世，迫使中国人必须以现实的理性态度接受西方人对世界的解释。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中央大国”的华夏中心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天朝观念，还只是受到冲击，完全破灭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华战争，理应遭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然而，中英鸦片战争，是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英国与代表东方农业文明的中华帝国的“决斗”和“较量”，无论中国如何谴责，都无法改变必然失败的结果。1842年8月，在南京城下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政府被迫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南京条约》的签订，仅仅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开始。此后，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一个接着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国家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于是，变本加厉，频频挑起事端，不断要求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接连失败，也使大清帝国政府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在理论上被迫抛弃了“华夷之辨”的观念，在心理上由拒绝到接纳，由蔑视到恐惧。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等因素，使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逐步地扩大和深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识之士普遍都有“变局”的认识。首先是改变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姚莹就曾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魏源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应该称之为“夷狄”；西方国家不是入侵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而是比中国更为强大的文明国家。承认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具有优越于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先进性，主张向西方学习，是天朝观彻底破灭的根本标志。
    魏源在其所编《海国图志》一书中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认为英国是最发达、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吉利“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⑦]，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五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和“船坚炮利不如夷”[⑧]。五不如夷说，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比中国封建制度先进，在当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表明，中国人千百年来以地域上的中心观念、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和地大物博尽善尽美心理为主要内容的天朝观，彻底地破灭了。在事实面前，中国人被迫接受新的世界观念。
    天朝观彻底破灭的直接后果，是民族忧患意识的增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为倪宏文欠英商款一案明降谕旨：“着查产变抵偿还以昭国体”。就此事，乾隆还联想很多，他说：“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⑨]。应当说，乾隆的深虑是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在自信基础上的一种防微杜渐，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危机意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变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这首先体现在在清政府官僚阶层内部出现了要求摆脱困境，变法自强的洋务派。洋务派多是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官僚，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和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比林则徐等进了一大步，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现实。李鸿章承认“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几千年都没有碰到的新变局[⑩]。同时，一些人还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反而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普遍认为“国体弱则外侮生”（11）。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冯桂芬对外国侵略者的罪行愤慨万分，呼吁自强雪耻，认为中国“受制于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12）。这种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生成的民族危机感、奋发自强意识，虽然显得十分被动，但却十分强烈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