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役大致负责银库外饷鞘的搬运和一些杂役性的工作，看守官兵负责银库外的巡逻保护，二者任期有待进一步考察。库役头役缺出则于库役散役内挑补。看守官兵来自上三旗。
    清代中下层官员即使加上养廉，薪金仍属微薄，京官尤甚，以致一些“部曹家平常不举火”（注：见平斋（何德刚）：《春明梦录》，《近代稗海》13，第154页。）。但银库的官员却是其中的“异数”。光绪末年，有御史在调查后认为，“（银库）郎中一缺任满，辄挟赀数十万，员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库书之手，库书之下有库丁，又有保护库丁者，无不以财自豪”（注：见户部：《议复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以下简称《辑要》），京师官书局，第7-8页。）。
    显然，官员和吏役如仅靠正式的廉俸是无法“以财自豪”（注：事实上，对于这些直接与银钱打交道的人员，清政府是有所优待的。据明确记载，银匠、库兵每年工食奖赏银达到3199.998两（见《清会典事例》，卷181，道光二十五年之规定），即使按14人，平均每人也达220两左右，远远高于一般旗人的收入。）的。从见诸史料的陋规来看，记载最清晰的是平余银和解费。虽说自雍正之后有耗羡归公之说，而银库中之平余银向无留存，均为银库人员瓜分殆尽（注：见户部：《暂管银库收支项目开单具奏折》，《辑要》，京师官书局，第5-6页。）。其数量每年不下二万两。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需解费六十两，却非明文”，如按每年解交一千万两计，此项则多达六万两。仅此两项，银库中员役人均每年所得当有一千两左右。
    但这些陋规似乎远远未能满足他们的胃口。除陋规之外，银库的员役们还直接窃取银库之银。清代银库被盗事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道光二十三年的库吏盗银案。此案中银库短少或被盗的库平银竟至925万两以上。显然这并非一时所为。如果时人及后人所述的“库丁肛门夹银”（注：笔者闻识未博，未能见到关于清代库兵“肛门夹银”的案卷，而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都提到了这件事。但这些都系外界的传闻或低层官员的所见无法作为定案，只能作为一种说法。）之事属实，那么盗窃库银可能是日日为之，积年累月，终至案发。
    值得注意的是，银库中所有人员除库书（即经承与贴写）无案可稽外，全都是满人和八旗子弟。
    二、外省解部银两的程序与公文流程
    银库作为“掌银钱之出纳”的机构，其职掌可分为文批之发给、转呈以及银钱的验收、发放、存储。鉴于前者比较特殊和复杂，笔者在此单独论述，而后者则在下一节论述。
    清代的赋税体系中并无中央税、地方税之分，外省除应用于本地行政费用和由户部规定分储、留储于藩库、运库、关库等处银两外，均须依奉户部之命协拨于他省或解往户部、内务府等衙门。本文在此仅论述解往户部银库银两的运作程序以及公文流程。
    虽然地丁、漕粮、关税、盐课等不同税课批解时间不同，但大多分为上忙（五月或六月前）、下忙（十一或十二月前），各解一半。凑齐应解银两的一定数目之后，或熔为元宝，或直接以散银装之于木鞘（每鞘或五百或一千，鞘尾还装有散银以备作平余银），以十鞘为一车，派令委员携带文批批解出发。在出发前，督抚、运使、关监督将启程日期和委员名字奏报皇帝并咨户部。委员从出发到抵达京城并投递文批的具体时间是有限定的，最近的直隶限二十日，最远的云南限一百二十五日。
    京饷批解队伍沿途所经各地方文武衙门，在接到督抚饬令后，派遣水师炮船营弁护送前进。一些有官职的委员也可从驿站中获得马匹。在轮船和铁路开通以后，一些省关的批解路径相应发生了变化。广东、福建等省的委员纷纷直接搭乘轮船到天津，再由天津陆路进京，而长江下游的一些省份则于上海汇集，由海路到天津，再进北京。这种变化与定制相违，起初也曾遭一些官员的反对，但由于各省关的坚持而成为成例。1862年后，各省京饷还通过票号直接汇兑进京。
    解饷委员到达京师之后，须马上（一般为三日内）携带文批前往户部的司务厅投递，司务厅则在文批上标明投递时间，并知照大使厅，在承发科挂号。司务厅还须将这些文批发交与这些银两相关的各清吏司，各清吏司再将原批付送银库，然后由银库确定验收日期。一般来说，从投送文批到银库验收，所花时间大约为一个月。其间饷鞘之保管、委解人员之食宿，一旦银库将验收日期拖后，就会远远超过原额，超出部分往往要求解饷委员自掏腰包。所以贿赂银库官员以期尽先验收，成为委员们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久之则成惯例。
    在验收的过程中，解饷委员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并协同库书、库丁以及银库官员一起参与验收。若在验收之时发现成色不足或份量短缺，则由户部行文解饷之外省催问。由于此间的种种麻烦，委员们一般都会请求由他们本人将之补足（注：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685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验收完毕后，银库官员在文批上盖印，交回给三库衙门总档房，书写“批回”字样，并盖上三库衙门的堂印，再交还给解饷委员。在领回文批之时，解饷委员须出具银库官役并无向他们需索的保证书（“甘结”）。但正如前文所述，为尽快结束解饷过程，减少开支，几乎没有解饷委员会反对“出具甘结”。
    批解委员们在将银两运送到京师后，常有违规操作，并从中渔利：将银两交给银号，拖延交纳时间，用以银号资金的周转；委托银号和一些与银库有关的胥吏到银库交纳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