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庚子之后银库的变革
    庚子之后户部银库在制度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诱因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日军进入北京城抢劫银库后，一把火烧了户部和银库。随着中外和谈的开始，银库之重建提上了日程。但这并非朝夕间可以完成，于是各地运至京师的京饷存放到了“地安门外兵将局户部公所”。银库也暂由户部直接掌管，银库官员也直接由户部拣派。此后，暂管变成了永久，户部银库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6年，户部改称度支部，银库也随之并入，改称金银库（一般仍循例称“银库”），设郎中二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二人。
    如上所述，新设的银库至1901年不再由三库大臣管理，而是直属于户部，但当时仍决定“俟圣驾回銮，事局大定，再行交还三库衙门管理”。其后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902年1月23日）的奏折中，户部以“户部同三库衙署正在兴修，若将款项遽行交出，则银库应设库坐房间均未修齐，实属无处可以收存；若将臣部公所现时存银地方划归三库衙门管理则公所地段有限，臣部设立各司处尚不敷用，划分三库衙门更恐无从位置，且关防难以严密亦非慎重库储之道”（注：见《请暂缓交还银库并拣派司员经理片》，《辑要》，京师官书局，第4页。）为由，要求暂缓交还，并继续由户部拣派司员暂行经理。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1903年5月21日），由于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经户部议复后，在上谕中宣布“三库积弊已深，库书、库丁弊端尤甚，亟应实力整顿，著如该部所奏，即将三库集中等缺裁撤，凡库书、库丁悉数革除，一切收支事宜统归户部堂官一手经理，以专责成，毋庸另派三库大臣管理”（注：见户部：《议复御史吴鸿甲奏请裁并三库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以下简称《辑要》），京师官书局，第7-8页。）。
    随着三库衙门的裁撤，银库开始直接隶属于户部，银库人员的构成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人开始进入银库的管理，但人数依然较少。庚子后最早进入银库管理的官员是户部郎中乐平，员外郎绍彝、瑞璐，郎中瑞良和主事锡廉等人（注：见《续拨京饷百万两仍令原派各员经理片》，《辑要》，京师官书局，第3页。）。这些人生平多不可考，但除乐平外，显然不是汉人。但从后来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满汉官阶，凡经理银库各员……”的字样，可以推知汉人已侧列其中。这从列名参与校勘《户部银库奏案辑要》的户部官员名单中可以略知大概：员外郎奎濂、员外郎张瑞芳、员外郎奎隆、郎中谦顺、郎中文绶、员外郎聂兴圻、员外郎李毓芬、员外郎恩保、员外郎庆琛、郎中宗室孚恒、郎中觉罗钟峻、员外郎熙明、员外郎连凯、主事文镇、郎中郑德霖、员外郎善荫、主事徐敬立、候补主事蒋尊祎、主事松荃、员外郎锡璋（注：见《户部银库会奏辑要》之校勘衔名。）。即便如此，在这些银库官员中，至多只有聂兴圻、李毓芬、连凯、郑德霖、徐敬立、蒋尊祎等六人可能是汉人（注：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仅查明聂兴圻（第八册，第298页）、李毓芬（第八册，第296页）、郑德霖（第六册，第593页）三人系汉人（前二人是进士，郑德霖系监生），其余三人生平不可考。），仅占全部人员的三分之一不足。
    （二）三库各缺被裁，各管库官员均改为兼差。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1902年5月13日），御史吴鸿甲上折奏请裁并三库，户部顺水推舟，在议复中同意了这个建议。经皇帝批准，包括银库、颜料库和缎匹库在内，所有官缺都被裁撤。银库由户部所派的经理银库司员八员、值班八员兼差管理，每届三年更换一次。除本职的薪俸、养廉之外，他们还可以得到原本银库各缺养廉的一半。
    （三）鉴于原来的库书、库丁声名狼藉，户部将他们悉数革除，并重新招用四名书手、八名差役。他们的薪水也从原来的每名每月三两、二两增至六两（书手）、四两（库外差役）或八两（库内差役）不等，而且不时尚有奖赏，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薪金。
    银库的收发存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慈禧同意将银库改归户部后，户部即拟定了一个新的银库管理章程（注：《裁并三库详晰核议妥订章程折》章程附录，《辑要》，京师官书局，第10-14页。）。该章程涉及银库收、发、存等方面的制度变革。户部后来的一些奏折也提到了银库制度的变革。这些奏折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省关解缴京饷时，委员的文批手续不再以户部司务厅为核心，而是直接将文批交给银库，由银库官员负责相关的一切手续：知照司务厅登到号簿，同时知照委员定期交收，交收完毕后将文批“付知省司具稿呈堂咨文于外省”。而且饷鞘到库后必须随时兑收，即使有特殊情况，也须在三日内完成（注：《裁并三库详晰核议妥订章程折》章程附录，《辑要》，京师官书局，第10-14页。）。这种变革使委员大大减少了交饷时间，而且限制了银库人员索贿的可能性，使得地方解饷大为方便。
    （二）验收时，原本作为陋规的高额解费（达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六）在经过各外省的核减后，化私为公，搭解进部（注：《裁并三库详晰核议妥订章程折》章程附录，《辑要》，京师官书局，第10-14页。）。劈兑饷鞘也不再知照工部，由工部“派员带领谙习匠役赴库眼同如法开劈”，而是由户部自派库外差役进行，以免“文移往复，辗转稽延”以及由此产生的“需索之弊”（注：《各省解饷鞘木请变通成例改由户部开劈片》，《辑要》，京师官书局，第21页。《裁并三库详晰核议妥订章程折》章程附录，《辑要》，京师官书局，第10-14页。）。开劈上秤之时，必须随时校准砝码，“并另购洋秤一架存放在库以便两相比较”，以免库役“高下其手”。（注：《裁并三库详晰核议妥订章程折》章程附录，《辑要》，京师官书局，第10-14页。）
    （三）发放饷银时，通过核准砝码并另设一架洋秤以防弊。
    （四）存储时，不再散装作垛或“盛桶封存”，而是采用较易查验的木柜以盛放银两。对于存储的银钱数目虽仍“将收支数目开列清单按月具奏”一次，但奏报的格式却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仅仅以四柱清册形式报告银两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存，而是分成七个部分分别奏报：银两、金两、银元、银币、铜元、寄存、另存（注：寄存系指一些应拨但暂时存放在银库的重大款项，如练兵经费专款和土药统税专款。另存系指一些专项经费和由财政处移交到银库的生息款项，如备荒经费等。此处笔者依据的是《度支部奏报本年七月分银库收支款项折》（发文时间待考，原档中仅见“北档房八月十六日具奏”字样），见一档馆藏《户部·度支部档》2141。）。银库全库盘查也由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以加强监督。
    这些制度是否有效尚不得而知，但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至少在短期内使得银库盈余银两上升（当然这背后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而银库存储银两经过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1905年9月21日）的查验也未见短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