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日态度一直是积极的。
    国民党方面。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 蒋介石十分兴奋，上午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并决定向美国提出建议，以美国为领导，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将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政府希望中、美、英、苏、荷、加、新、澳等国成立联合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国大使。9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战书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18）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宣战，废止中德、中意之间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及有涉及之关系。（19）
    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美国基于它的全球战略，决不会抛弃中国，只会不断地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和联系。鉴于此种分析，蒋介石采取“借棍打狗”的策略，把美国推到前台，而他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积极参战为名，向美国索取丰厚的援助，壮大国民党的军队，以待抗战结束后，去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美国总统罗斯福尽管对蒋介石政权贪污腐败、积极反共的情况有所了解，但他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对蒋介石政权的种种丑行仍采取宽恕的态度。他认为：战时中国战略地位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百万日军；战后美国有一个五亿中国人的盟国，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也将成为美国今后几代人开辟的一个庞大友好的贸易市场。（20）因此，当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把蒋介石的建议带回国后，罗斯福总统很快给蒋介石回电，同意其建议，美、中、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由蒋介石负责在重庆召集五国联合军事会议。苏联、荷兰因欧战事紧，无暇东顾，拒绝参加会议和加入同盟。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历来对抗日的态度是坚决而彻底的。当日寇迈开“南进”步伐，骄横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时刻，中共中央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鲜明地指出：“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因此，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励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21）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和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本在亚洲连遭挫折，欲进无力，欲退不能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和敌人作战24800余次；毙伤敌伪军13万6千余人；新四军与敌作战5300余次，毙伤俘敌军6600余人。（22）日军惊呼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叫嚣“剿灭中共势力是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一环的华北的当务之急”。（2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天就发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的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提出了为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斗争的目标，并规定了一系列重要任务，如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八路军及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24）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25）两个战场的出现及其相互配合，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日军的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集中侵华兵力的70％左右，伪军的100％，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总力战”，结果仍然以失败告终，日军深深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的反抗迫使日本只能以10个师团的陆军兵力用于太平洋战争，而在中国战场上仍保留着40个师团。这在客观上，不仅减轻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使美、英等国对日作战赢得了准备反攻的时间。
    三
    根据蒋介石的提议，经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是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印度全军总司令兼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韦维尔爵士，中国代表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宋美龄（主要担任现场翻译）。整个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一）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二）同盟国之对华供应问题（即援华物质）；（三）保卫缅甸及滇缅路问题。（26）这次会议一开始，中国和英国就有关问题发生争执。英国态度十分明确，他们认为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看不出与英国有何干系。因此，除缅甸问题之外，韦维尔不愿涉及其它任何问题。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是通向中国和太平洋的西大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战略地位日渐重要。缅甸按山川河流以及政治经济情况可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中心是曼德勒（又称瓦城）；以南为下缅甸，中心是仰光。滇缅路贯穿全境（仰光至曼德勒为铁路，曼德勒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为公路）日本也把缅甸作为其南方防务的西陲，认为占领缅甸“无论是在切断援蒋出路，对重庆军施加军事压力，还是策动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战略施策上，都具有战争指导上的意义”。（27）同时，日本占领缅甸还可以为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西部屏障，并以此为基地，西进印度，实现与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