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法国年鉴学派勒华拉杜里的代表作《蒙塔尤》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对诗与历史的不同作出了如下区分：历史记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情。诗重在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而历史仅限于记载具体的事物亦即事物的特殊性。亚里士多德因而指出，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更能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更接近事物的真理。
    历史学家显然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西方，历史从一开始就有探询、查考之意。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虽多取材于具体的事件，但总是试图从事物的特殊性中得出一般规律，用于劝喻今人、垂训后世。近代以来，历史的教化、致用功能得以延续，但历史学家更关注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与严谨性。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就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如其本来面目”地去撰写历史，并对史料持一种批判和明辨的态度。这种以客观性和真实性为标准的治史理路，目的在于将历史提升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地位。与此同时，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则试图从揭示历史的规律中完成对历史科学性的建构。这在以理性主义著称的19世纪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论断——“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以说是对这种理性主义史学的高度概括。进入20世纪，创建一种科学的、能够发现一切普遍性的历史，仍然是历史学家的终极目标。尤其在年鉴学派那里，对无所不包的“整体史”的追求，更是让勒华拉杜里提出了“历史是对所有面向过去的社会科学的综合”的口号。
    然而，借助历史便可全知全能的观念，在20世纪70、80年代遭受到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反对历史研究与揭示规律之间的必然联系。历史学家精心构筑的宏大叙事被当作“神话”而摒弃，大写的历史（History）也被分解为种种小写的历史（histories）。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历史学家开始转向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去阐释表象之下的象征、去发现文本内部的意蕴、去展现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内心世界、去聆听身处边缘境地的他者的声音。冰冷的数据和庞大的结构逐渐让位于鲜活的个体和极具特殊性的个别事件，历史学中的目的论也被纷繁杂乱的各种现象所埋没。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历史学由普遍转向个体的一个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持续了数十年后，当下似乎进入一个“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锋芒不再犀利，反而愈发暴露其内在的缺陷，那种曾经给历史学家带来创造性的解构之源也渐趋枯竭。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历史学，又面临着种种其他可能的转向，不论它是跨民族的、空间的抑或伦理的。不过，后现代主义表面上的沉寂并不意味着一种告别，它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选择，也因此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潜在的元叙事。即便如此，历史学关注个体的趋势并没有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消失，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与当代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代西方文化主要是一种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流行性和即时性使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下而不是过去。在这样的语境中，历史逐渐摆脱了与遥远过去的固有关系，越来越多地与行将消逝的当下产生联系。但这个“当下”也是不稳定的，它充斥着各种由大众文化生产出的暂时性的话语、符号和图像，意义因而不再是固定的或永恒的，它不断被诠释，具有多种可能。大众文化的多元性和历史的当下主义特点，让历史学家倾向于从某个“瞬间”或“节点”入手，去把握现时代历史变动不居的本质。这就促使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个体身上，去感受他们的经验、行为和欲望。大众文化对当代西方史学的最大影响或许在于，它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个人经验对历史的塑造，历史也因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当前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的记忆研究、口述史、传记研究甚至对个人历史的撰写，都体现了历史学家对个体的持久热情。
    在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氛围中，承载着一个社会主流价值的观念体系开始被质疑，不但失去了原有的崇高性质，也成为人性发展的障碍。甚至与个体存在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自我认同，也不再被认为是人的自然属性，而被视作被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态恶化、环境危机、资源枯竭、食品安全、战争风险等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生活和周边世界的强烈的不确定感，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集体认同和线性时间观念中的那种确定感。历史学家对普遍性和宏大叙事的追求，也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中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