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和历史学的其它任何一门分支学科一样，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从事世界史的研究者和着作者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其所处历史时代和当时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证明了这点。本文拟从我国世界史学发展的简要回顾，谈一谈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
    一
    从严格意义上说，1949年以前我国的世界历史没有形成专门学科。这种状况既由于对世界史研究的不足，也由于世界史观的局限，而后者又是制约前者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世界史观，世界史观是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文化观念的结合物。如中古时期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史观，阿拉伯诸国的伊斯兰教世界史观，以及近代西方的西欧中心世界史观，都是由其所处时代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宗教意识或殖民观念相融合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史学也是这样，其世界史观交融着中国古代已知世界地理知识与儒家的文化观念。《史记》一书所记史实的地理范围扩及当时中国人已知的世界，亦即当时的所谓“天下”，司马迁所处时代汉天子统治下的中国。这一“史法”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视中国为天下教化的中心，中心的周边则是有待归化的四方“蛮夷”之域。如果可以把《史记》看作是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知的世界历史，则这一“史法”也就是当时中国史学家的世界史观。在这种史观支配下撰写的中国历代史书，不仅在其记述上详于中国，略于“蛮夷”，在字里行间还流溢着治史者以华夏之尊鄙薄“蛮夷”的历史思想。明代中叶，利马窦来华时带来了西方当时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的士大夫看到这地图既大开眼界，不胜惊奇，但同时又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上感到不那么高兴。从古至今都认为是四方“蛮夷”向往的、居天下教化之中心的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竟只占世界偏东的那么一块地方，这太不象个中心。
    到了19世纪，西方殖民势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中国人在屡遭败创之余，脑海中存在已久的闭塞而又自大的“天下”观也随之破碎，更新了看世界的眼光与观念，开始认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一个不可等闲视之而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西方世界。为了与这个强有力的世界交往，这才开始产生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要求。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看法虽有歧异与争论，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和东洋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毕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人世界知识的增长，治史者的世界史观也由此而拓宽。尽管这时还不见中国人写的称得上世界历史的史书，可是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主持的译刊《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广泛寻求资料写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着的《瀛环志略》等书，都一一记载着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多少不一、深浅不等的了解与认识。这些人的世界史观显然扩大了，但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在他们的书中依然可见，还未能与传统砜念绝缘。魏源认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国”，徐继畲说，“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仍把中国视为域外诸国景仰的星极。同时，出于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一些资产阶级改革派与革命派历史学家也从外国近代社会政治演变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与革命寻找历史借鉴，以求振兴中华。这种新气象表明，在这些新派史家头脑中，闭塞而自大的传统“天下”观已发生巨大变化，放下了华夏自尊的大架子，开始从外国治乱兴衰的历史中学习经验。
    进入20世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规模的大战，世界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中国也被卷入由两次大战所推动的世界性交往的潮流之中，为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在20世纪前40多年里，与中国接触最频繁的不外欧美诸国和日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和认识更具有迫切性。所以在这期间，中国史学界有了日渐增多的关于欧美国家和日本历史的译着。由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英国作家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本超越国别、洲别并且具有以进化论为指归的历史思想的着作，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读者中颇有影响。但当时大学历史系一般尚未设置世界史课程，学习本国历史为主，此外只设西洋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等课程，多采用西方人编着的课本。因此，西方的史学观点，特别是近代的史学观点，如西欧中心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在起步中的我国世界史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与酝酿，1949年，周谷城先生写的3卷本《世界通史》问世。这部书开始打破西欧中心论的局限，重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同时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地区为重点。这部不论在史学观点和涵盖内容上都称得上是一部世界史的着作，在新开辟的世界史园地里一枝独秀。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50年代，与百业俱兴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相同步，史学工作者以历史遗留下来的薄弱的底子为起点，努力进行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当时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世界史也不例外。苏联的世界史着作一本一本地翻译成中文，尤其是苏联科学院编着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中译本的出版，苏联的世界史观以及由此所构筑的世界史着作体系，也随之全盘被介绍进来。因此，50年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世界史学的移植。许许多多的史学工作者为这一移植工作倾注了心血。正是他们的辛苦劳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起来了。60年代初，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世界通史》成书于一批学者之手，而为之直接或间接作学术准备的，还有一大批在书上不见署名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它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劳绩。自此，我们有了一部由中国学者编着的、上自人类起源下至20世纪之初的大型世界历史着作。这部书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历史，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尽力克服西欧中心论与民族沙文主义，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这部书问世后几次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达40多万部，至今仍为其他同类编着所不及。这部书作为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被普遍采用，其学术权威地位历30余年而不衰。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历史系毕业生，其所掌握的世界历史知识，几乎无不受惠于这部通史。这部书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学术信誉，为有心于了解世界历史者所广泛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