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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观看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安长春 参加讨论

移植进来的苏联世界史学,有其可取之处。苏联科学院组织数以百计的学者编成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类历史上更迭发展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线,分期分段叙述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以此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全书资料丰富,其中不少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有良好影响。但是,苏联世界史学也带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它没有突破西欧中心论的局限,仍然沿袭以欧洲为主体的历史分期,并以此作为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总的分期框架,似乎早自“古典奴隶制时期”开始,欧洲就在全世界各个时期历史上都处于领先的中心地位;它也没有能够摆脱西方史学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往往夸大以至美化自帝俄至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编着体系上,则过分拘守五阶段的分期架构,把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分段填入,削足适履,不足以反映和说明人类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全部历程。
    因此,为了更好地在我国建立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世界史这一学科,就得排除两种外来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一是西欧中心论,一是苏联史学中的上述缺陷和弊端。
    
    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史学界已注意清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之不当,不仅在于它的非科学性,还在于这种观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体系在史学中的反映,这在史学界容易取得共识。从50年代开始,或在讲坛上,或在报刊文章中,都已对西欧中心论作了批判。但对于来自苏联史学的缺陷和弊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都看得很清楚。这一方面因为消化一种外来的东西,免不了需要一个细加咀嚼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时那种大气候下,不可能对苏联世界史学进行仔细端详与审视。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开始从多方面反思向苏联学习的得失。世界史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苏联史学弊端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之存在, 并考虑如何方能清除。 “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由六所高等院校发起,在芜湖召开的一次世界史学术会议上,提出并讨论了怎样编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的问题。会议讨论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要摆脱西方史学和苏联史学的不良影响。解放前引进西方史学,解放后引进苏联史学,多少是在缺乏分辨和独立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摆脱外来史学的不良影响不是笼统排斥外来史学的一切,而是应当进行分辨和思考,取长避短,经过探索和研究,力求形成一种基于对人类全局认识的世界史观,据此建立起一套世界史着作体系。在芜湖学术会议后的几年之内,由20多所高等院校编写的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先后出版,林志纯教授主编的上下册《世界上古史纲》在此前后问世,表明世界史学工作者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历史着作体系的努力。我国世界史学科在走过了漫长的追随外来史学的路程之后,从此走上了有能力足以自立的比较成熟的阶段。
    与此同时,其它史学工作者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吴于廑先生的思考显得新颖而开阔。吴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与周一良先生一起主编《世界通史》,对外来史学观点影响我国世界史学的情况所知更多、体会尤深。《世界通史》主编工作一脱手,吴先生就进入了如何消除这些影响的思考和研究,并酝酿和构思新的世界史着作体系。1964年吴先生发表在《江汉论坛》上的《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论点》是一篇较早批评西欧中心论的文章。吴先生考虑更多的则是苏联史学中的某些缺失及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197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全国文科教材会上,吴先生作题为《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的学术报告,系统分析了体现于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中的世界史观及这部着作的编纂体系,除肯定其优于西方同类着作的特色外,着重指出它的缺点是,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下,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而这正是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的主题。苏联世界史着作体系,似乎对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均无疏漏,但这种排列与堆积不能构成一个世界历史的整体。世界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个局部历史相加而得的总和。议论苏联世界史学的短长,在1978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但公开对之作系统评说的,却自吴先生这次学术报告始。因此,吴先生的评论为人们所瞩目。
    吴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常说,他们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有苏联世界史观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参照了苏联的世界史编着体系。认识和清除自身的缺点,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建设一门经自己独立研究的、科学的世界史学科。如何建设这一学科,吴先生认为必须摆脱沿习已久的世界史旧格局,寻找另外的途径。因此,吴先生1978年那次学术报告侧重点不在于“破”而在于“立”,用更多的言语述说了他的世界史观及其所构思的世界史体系。由于是首次提出和学术报告受时间限制,吴先生这次对新的世界史观的阐述是比较简要的。过了5年之后的1983年,吴先生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演讲,开始了他5年前提出的世界史观与世界史体系的系统论述。从那以后,吴先生连续撰写《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3篇文章,与《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构成一组内容相连的论文。同时,吴先生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写了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在1985年呼和浩特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的发言。此外,还主编了《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并为之写了长序。吴先生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以10余万言,把他对世界史观与世界历史体系的构思展示了出来。这10年已是吴先生从7旬至8旬的古稀之年。自1987年起,吴先生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动过3次大手术,接受过预防性化疗,很多日子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吴先生以高龄抱病之身,在病榻上,仍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呕心沥血,持续不辍。凡知此情形者,莫不为吴先生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泛起敬重之情。
    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体说来,是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两段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吴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有很深刻的含义,应当引起世界史研究者的注意。前一段论述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不是自始就是世界性的,它并非一直存在;世界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后一段论述可以看作前一段论述的注释,说明世界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吴先生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表述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解,并据此形成了他的世界史观,其要点如下:
    1、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 其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与描述。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的成果,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与趋向。探索的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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