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界史需要国别史、地区史、 专门史的知识作为探索其自身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其探索目标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历史的总汇。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视为两门并列学科的概念，把国别史与世界史并列的概念，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总汇的概念，都是不恰当的。世界史的探索目标不等于各国别史相加起来的目标。
    3、世界史学科的内容、任务、 目标等决定了它排斥一切基于民族或意识形态偏见而以某一国家或某地区为世界历史中心的观点，如西欧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等等，这就要求从事世界历史的研究者必须超越民族或意识形态狭隘性，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全局。
    4、一部世界史着作不宜只讲或主要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 世界史这门学科应以探索和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为主题。不认真对待人类各民族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怎样逐步打破和趋向密切联系的问题，就很难对世界的过去，对世界何以有今天，何以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作出充分的、切合客观实际的说明。
    5、历史由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向彼此密切联系形成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包括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有次序的发展，这是纵向的发展；另一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日益增长的各民族和各地区间的接触、交往、矛盾、冲击以及彼此之间的吸收与融合，这是横向的发展。为了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必须对这两方面的发展给予足够的、相应的重视。
    6、研究世界史须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观察问题的视野要开阔， 研究的问题要具体。就事论事不免失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脱离具体事物讲宏观则必流于空泛。要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但不可离开具体问题的研究，否则无助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吴先生自知按他的上述看法，从全局来考察与研究世界历史殊非易事。他选定对15、16世纪的研究作为使其设想逐步变成现实的着手之点。为此，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组建了一个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从全局着眼，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两个世纪里，世界海道大通，世界各大洲由此联系起来。同时，率先在西欧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以其超越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方式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随着海上商路的开拓，伸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由此逐步联成一气，过去世界各民族原始闭关状态，从此空前突破，人类历史也由此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转折，“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基于这样的理由，吴先生主持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开展以这两个世纪为主要课题的探索性研究。研究这两个世纪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回首可以上溯至远古，理解世界历史之怎样演进，展望可以目及至于今天，理解400年来世界何以会是现在这个格局。历史研究者站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15、16世纪，瞻前顾后，环视四方，把历史纵横贯通起来，是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开端。因此，15、16世纪是一个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诱人的课题。10余年来，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限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若干国家，着手的问题及于封建农本经济的变化、海上交通和贸易以及宗教变革等。封建农本经济的变化，与突破狭隘的自给的地方闭塞有关，海上交通贸易，事关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大洲之间闭塞的突破，而研究闭塞的突破，正是为了说明15、16世纪历史的重大转折。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变化，触及农本经济变化中旧的传统观念的动摇，也与说明这时期重大转折有关。研究这些问题已取得的成果，验证了吴先生设想的正确性。吴先生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用亦图亦史的形式，叙述世界历史自古迄今的行程，吴先生的世界史观由此而初步具体化。
    50年代以来，人们习惯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史作为外国史的代称，实际上成了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域外史。吴先生所阐述的世界史观，限定了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规定了它的内容、任务与目标以及研究方法，与过去比较流行的世界史概念迥然不同，同时也克服了西欧中心论与苏联史学的一些弊端，因此，可以称之为世界史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在我国史学界已广为人知，引起了巨大反响。依照这一新概念或受其影响而编着的世界史着作已出版多种，在一些着作和史学论文里还可以看到新概念的影子，沿用已久的世界史着作体系也因此而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陈洪进老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称誉吴先生的世界史观是“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①。更多的人把吴先生的世界史观名为宏观史学，高屋建瓴，博大恢弘，提纲挈领。作为一种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不限于世界史，用来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同样能够使人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出现一个新的境界。实践业已证明，此说不无道理。吴先生世界史观的提出，是我国世界史学独立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80年代，我国世界史学界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新气象。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着名学者在《光明日报》撰文呼吁，加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国家教委支持此举，拨出专项费用，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工作已卓见成效。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旧的学术话题，再次提出，重新掀起争论的波澜。《史学理论研究》的创办，提供了一个探讨与交流史学理论的园地。《世界历史》杂志开辟专栏，就编着什么样的世界史问题开展讨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表达了不少富于启发意义的见解。论题涉及世界史观、着作体系与史笔文风。对这一主题在刊物上展开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几十年来所仅见。这次讨论实际上设计和描绘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一些世界断代史、专题史、地区国别史学会成立，组织了学术交流。以上这些学术活动与举措，推动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80年代新编出版的世界史着作，数量比以前增多，在清除外来史学观点不良影响与探索和运用新的世界史观方面各有明显的进步，并吸收了国内外多学科新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新编世界史着作中，由吴于廑、齐世荣两位教授主编和一批学者担任分册主编的6 卷本《世界史》，不仅规模浩大，内容丰富，而且力图贯彻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观。这部书已出版近代部分两卷，待全书出齐后，希望能够展现我国史学界当前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的新水平。
    从以上简要回顾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可知，世界史观的状况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至为密切。古代的中国中心论制约着历代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近代以来外来的史学观点，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起步与形成，造成了一些可取的与不可取的影响。在经历了这些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之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毕竟自主地建设起来了，成了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我国世界史学科已有的进步，它尚处于迈向成熟的阶段。我们不仅还要继续清除外来史学不良的影响，还要努力吸取外国史学观点中有益的东西，从而不断完善我们的世界史观，使之更具科学性。同时还要看到，运用新的世界史观，构筑一个严谨的世界史着作体系，也有待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共同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
    人到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这种说法在我国相传已久。说来也许是巧合，当70年代末，即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我国世界史学经过对以往接受外来史学若干片面以至错误理论观点的反思，逐渐清除这类观点的影响，步入了自立的年代。到80年代末，也就是新中国40周年的时候，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并按自己的世界史观新编了一些世界史着作，这表明世界史学科不再惑于外来史学观点的影响，到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趋向成熟的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本世纪结束，新中国欢度50周年时，我国世界史学科将会进入“50而知天命”之年，自觉遵循史学发展规律，在科学的世界史观指导下，走向辉煌的未来。吴于廑先生在展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前景时有这样几句话：“凡属前景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现在谈我国研究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前景，其依稀在望的情景也是这样。”②
    注释：
    ①《读书》，1992年第2期。
    ②见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一文，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