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范畴上的误读
    钟天纬在对中西格致的内涵和源流进行区别的基础上，进而探求导致如此差异的原因。他对中西学术传统的内在精神进行了比较，用两对范畴概括二者的区别：一是认为中国“重道轻艺”，而西国“重艺轻道”；二是认为中国“尊古薄今”，而西国“喜新厌故”。他认为，这种学术精神追求的不同，就是导致中西格致之区别的根本原因，“此中西之所由分也”。在这里，他的认识便发生了某种歧误。
    先看第一对范畴。钟天纬指出：“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格致说》1932年版，第91页。）他以中国传统的“道与艺（或器）”这种一分为二的认识范畴，从总体上概括了中西不同的学术精神。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形而上的“道”--即体现宇宙人间伦常秩序的义理，是一切学问的终极本原和唯一目的，而形而下的“器”或“艺”，则仅被视为体现“道”的外在形质。“道”与“器”作为分别体现内在精神和外在物质的二而一的统一体，自然是“道”居于核心、本原的重要地位。这种万物统一于“道”的一元的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用“重道轻艺”来概括是确当的。然而，反之，用“重艺轻道”来概括西学，认为西方格致只重“物理”，而不重天人之大道、性命之义理，故而推定西国“轻道”，这则是一种歪曲的理解。实则，在西方学术中，“道”与“艺”，即精神之学和物质之学是分途的，相对于中国的统一、一元的知识体系，西方学术则是分解的、多元的学术传统。西学中，物有物之理，精神有精神之理，彼此分途并立，并无同一标准下的此轻彼重之别。因此，如与中国格致相比较，谓西方格致偏重“物理”则可，而由此推论西方学术“轻道”则谬。
    再看第二对范畴。钟天纬说：“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视古人为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变通；西人喜新而厌故，视学问为后来居上，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中西格致源流论》，第85页。）他将中国的治学即注经，以阐释古代圣贤言论为旨归的学术传统，概括为“尊古薄今”，并指陈其“墨守成法”、“不知变通”的弊害，这也是切当的。而谓西国“喜新厌故”，并以“求胜于前人”和“务求实际”来赞扬其尚新的积极作用，这种评价也有一定道理，但这还只是西学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并非西方近代学术的内在精神。西方的近代学术精神，是一种基于主、客体两相对立，主体追求不断超越而力图把握外部世界，即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的探究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求知精神才是西方近代学术的精髓。“喜新厌故”只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而已。用新与旧、古与今的价值范畴来评判西方学术，只是一种表面性的肤浅之见，也是对西学精髓的一种曲解。
    钟天纬用“重艺轻道”和“喜新厌故”来评判西方学术的特性，这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认识范畴，对西学的一种误读。至于导致这种误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钟天纬所处时代形成了他特定的关心焦点，二是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和时代的局限，使他在认识西方文化的角度上产生了偏差。
    钟天纬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洋务运动兴旺发达、世人皆以引进西方科技为“富强要务”之时，人们关心的焦点，就是如何弥补中国科技落后的缺陷，学西人之长技为我之长技。因此，当时人们对于西学的关注，集中在其科技知识，并认为西学中只有科技才是最先进的，是值得学习的。当时翻译出版的西书，除了宗教书籍外，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而正是这些书籍，在中国知识阶层中最受欢迎，广为流行。钟天纬也未能脱出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他亲身从事的是翻译西方“格致”书籍的事业，他热衷于参与的格致书院“课艺”一事，也是以介绍、普及西方“格致”学为宗旨，他阅读西学书籍的视野所及，也是以科技书籍为多，因此，他对西学的关心焦点，自然也集中在其科技知识，这就使他对西学的其他内容了解不多。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舞台上，不仅正在发生着导致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进步，而且思想界也正处于新说叠起、名家辈出、风云际会、相互激荡的大发展时期。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从黑格尔宏大的辩证法唯心主义体系到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在当时欧洲思想界都各领风骚，或风行一时。当然，由于中西文化交往的限制，特别是传教士作为当时输入西方文化的主要桥梁，使这些背离宗教的新学说很少被介绍进来，即便有所介绍也相当简单，这就大大限制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所以，钟天纬主要借助译本所了解西方的思想成就，也只能是一些皮毛而已。由于他关注和了解较多的是西方自然科学，因此他虽然接触了当时欧洲风行的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斯宾塞的哲学，了解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是“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主旨是指出“其动物、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消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他指出斯宾塞“生平所著之书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灵魂之理。”（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格致说》1932年版，第91页。）但是，他并未对达尔文、斯宾塞理论的哲学及社会的涵义予以特别注意。诚然，斯宾塞集中阐述其社会进化学说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第一卷在1876年出版，而直到1896年，全书三卷才最终完成。钟天纬在八十年代末，只能看到其理论的部分译述。但斯宾塞思想的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钟天纬在介绍其思想时也指出：“其大旨将人学而确可知者与确不可知者，晰分为二。”（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格致说》1932年版，第
    91-92页。）这无疑是属于“性理之学”的哲学范畴，而钟天纬却只把它们作为“泰西格致之大宗”而归入“格物”之学。也正因为如此，钟天纬虽然早于严复约十年而介绍了“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的进化论，但却并未如严复那样挖掘其鲜明的社会意义，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钟天纬看来，这些只是西方格致学的最新发展而已。
    钟天纬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对“道”和“艺”的价值评判，也是导致他认识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重“道”，“道”即宇宙、天下、人间的伦常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维系世道人心的根本。这种“重道”观念，是中国小农社会结构和伦理等级政治的集中表现。因此，钟天纬在比较中西学的特点后接着指出：“自古至今，治乱安危之迹，恒系乎道之汙隆，不系乎艺之轻重。”（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中西格致源流论》，第84页。）由此而论，“道”与“艺”之间，必然是“本末轻重当有辨矣”，是不可等量齐观的。所以，钟天纬虽然对中西“重道”、“重艺”作了似乎公允的区分，但在他的意识里，仍然根深蒂固地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本位，认为中国的“重道”虽然在“艺”的方面有所欠缺，但仍然是比西国的“重艺”高明一筹，因为它抓住了“治乱安危系乎于道”的这一根本。这种认识反映了钟天纬作为一个饱受儒学熏陶的士人，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原有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西学。他虽然力求对西学深入地了解，但因视野所限，毕竟是孔中窥豹，难得其全貌。对于当时西方正发生着的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力，改变着人的生活和社会面貌，包括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则是钟天纬这位仍囿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西学家所认识不到的。
    三、结语
    由以上对钟天纬的西学观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晚清时期一位对西学了解较多，也勤于思考的士人，力求克服华夷观念，以理性精神来客观看待西方文化，对于当时一般人对西学的概念误读作了厘清，达到了超出于一般人的认识水平。然而，他在进一步认识西学时，又囿于中国传统的二分法思维模式所建构的“道艺”、“古今”这两个范畴来体认西学，导致了在认识范畴这一更高层面上对西学的误读。这一学理上的歧误，反映了他因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所造成的局限，这也是他同时代人所共同具有的局限。只是到了变法维新时期，对西方思想理论有更多了解的严复，才摆脱了这种传统认识范畴的局限，而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对西方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使西方的社会进化学说成为促使中国社会变革的启蒙理论。钟天纬的西学观，可谓是由“西学中源”说连接到严复启蒙理论的重要一环，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轨迹。反思这一轨迹，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认识西方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