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势力侵华后力图将其引以为傲的公园等所谓“文明”的艺术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因此，只要有外国移民定居之处便会有近代公园出现。俄国人、日本人先后在东北的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园，如大连的西公园、北公园、电气公园，旅顺的植物园、动物园，哈尔滨的公立公园、极乐村，丹东的镇江山公园。（注：参见萧山、喻守真等编：《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4页；大连市中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区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李元奇：《大连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照片及说明：《旅顺口区志》编纂委员会：《旅顺口区志》，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页；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外事对外经济贸易旅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丹东市志》（第二册），1996年版，第135-136页。）南满铁道会社在其铁路附属地如沈阳、辽阳、铁岭、长春各地，建立各种市政设施，“上下水道、公园、市场、学校、医院、墓地”等一应俱全。[7]（p178）此外，外国人还在汉口等地建有各类公园。
    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对空间特别关注，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pp.13-14）殖民主义势力正是通过空间向中国渗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专家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9]（p.62）公园作为一种人造的空间同样体现历史与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形式的特性。但由于近代公园是随殖民主义进入中国的，因此，其独特的空间建构与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本质区别，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
    西式公园的重要属性之一是公共性、公众性与休闲性，因而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在空间布局上强调视野开阔、舒适明朗，普遍以草地、绿树、花卉、喷泉及西式凉亭为主要景观，迥异于狭小、精巧的中国官家或私家园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园……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一望无垠”，[10]（p.133）且“遍地栽花，随处设座”，“中央为喷水池及音乐亭”，而法国公园“园址甚广，境颇幽静”。[11]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园“地广百数十亩，路径曲折，遍植花木，小桥流水，绿柳浓荫”。[12]（pp.538-539）这些特征是与西方工业化后空间的发展及人们在被制约后寻求放松、休闲等需求相联系的，所以，一般公园内还建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动物园，天津皇后公园就建有游泳池和儿童运动场，大和公园亦设儿童运动场并饲养小动物。其次，公园布局都带有其设计建造者本国的造园风格，如天津意国公园呈圆形，总体布局为规则式，中心建罗马式凉亭，园内有喷水池及花坛，花繁树茂。法国公园同样为圆形，空间布局则为典型的法国规则式，小区由同心圆与辐射状道路分割，设四座园门。园中心建西式八角石亭，亭四周草坪环抱，南端竖和平女神铜像一尊，右手持剑，剑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园则是典型的日本园林风格。[12]（p.540）日本在长春建的西公园从总体格局到建筑式样均为日本风格，园内供游人坐赏湖景的凉亭就是日本式方亭。[13]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外人所建公园具有中国园林风格，如上海“丽虹园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台楼阁，悉仿中国古制”，[11]但绝大多数公园均按其本国风格建造。不仅如此，有的公园甚至在植物种植上也体现出象征意义。最初均从殖民母国引进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园的“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10]（p.133）日本更为典型，将其国花--樱花移植到中国的公园。青岛旭公园（后改为第一公园）有一条通往纪念日本阵亡士兵“忠魂碑”的路，两侧遍栽樱花，因此，樱花成为该公园的主要植物，也成为该公园的象征，当时的青岛人称其为樱花公园。[14]丹东镇江山公园也栽种着从日本奈良吉野山寄来的樱花树木1000株。[15]（p.136）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植物种植显然是要将其母国的公园移植过来，并复制其母国文化以达到空间的殖民主义化。
    在公园的空间构成中，除布局与植物外，建筑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构成公园空间的核心。福柯曾说，“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问题’。”[16]（p.30）殖民者在公园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更直接地传达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炫耀其武力、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园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后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国人发指。1880年英国人在外滩苏州路及外摆渡桥入口处建立纪念碑，纪念导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人马加礼（今译马嘉理），该碑于1907年移入外滩公园。[1]（p.376）[17]（p.146）天津英国公园内则建戈登堂。[18]（p.257）日本在中国所建公园内修建纪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战功。1906年，为纪念镇压义和团而战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天津大和公园内竖立“北清事变忠魂碑”，后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灵位，门口有日兵守卫，日人过此均虔诚敬礼，中国人则不许靠近。日本人还在春秋两季到神社祭祀，日本在津军政要人均参加仪式，极为隆重，神社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18]（p.7）[19]（p.258）[20]实际上，日本每占领一地均建神社、纳骨堂等建筑物，如大连东公园内建有“表忠碑”，纪念日俄战争在海城阵亡者，“每届四月十日，日人举行招魂大祭于此”。青岛太平山会前公园内也有日人修建的纳骨堂，奉祀青岛战役中的日本士兵遗骨。[21]（p.125）日本人又在丹东镇江山公园内建“忠魂碑”、神社、八幡宫等，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15]（p.135）到抗战时期，日本的做法进一步升级。1940年，日本在长春西公园入口处，竖立一座象征日本“皇军南进”的武人铜像--日俄战争中立有显赫功勋的儿玉源太郎大将铜像。儿玉头戴法式圆柱军帽，身着日俄战争时军服，腰佩长刀，肩披斗篷，骑马向南，并举手侧脸向东（园林正门方向）致礼。这座铜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傲慢与蛮横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公园也由此更名为儿玉公园。[13]抗战时期，日本人不仅在公园建立侵略者纪念物，有的甚至将整个公园改建为神社，并要求中国人表示敬意。据人们回忆，日本人在攻入广东佛山后一度进驻中山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一座“靖国神社”，供奉侵华日军的亡灵；[21]广州永汉公园则“被日本侵略者改建为供祭侵华日军亡灵的‘神社’，在里面设有‘神亭’、‘神龛’等，人人走过都要低头‘致敬’”。[23]这些建筑物显然在传达殖民主义信息，中国人对此深有感触，“帝国主义者掠人之地犹建大兵头花园，立其掠夺者之铜像以自豪”，[24]这使中国人感到耻辱与愤慨。
    构成公园空间的“历史因素”，最突出体现在同一建筑物上所表达的政治内涵不断改变。1897年11月，德国侵占青岛后，为纪念其殖民主义政策的胜利而在一个小游园内建立“胜利纪念塔”。塔为六面体形，正面铜片上刻着占领青岛的德国军队首领肖像，其他几片则镌刻着占领年月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取青岛，遂揭去纪念塔上的铜片，保留原塔未动，作为日本战胜德国的纪念塔。1922年，中国赎回青岛，原塔仍保留未动，只是在塔的正面镶了一块铜片，上书“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收青岛纪念”，作为中国接收纪念塔。1937年冬，日本再占青岛，此塔再度更名为“东亚胜利纪念塔”。[25]这一小游园充分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在青岛统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