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关于公园问题的争议最为激烈，公园俨然成为殖民主义的象征物，提到公园必然联想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已经成为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对于中国人而言透心彻骨。关于外滩公园门前是否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直至几年前学术界仍在争论不休。著名学者熊月之等认为，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由公家花园《游览须知》的规定衍生出来的。[40]（p.578）美国学者也著文讨论，指出外滩公园门前没有这样的木牌。[41]争论这一牌子是否存在对于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学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深刻的历史记忆，而且扩展为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公园的确是不准华人进入，工部局的档案及公家花园《游览须知》上都曾有过华人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的规定，而且华人为了争取同等的入园权利奋斗了半个世纪。可以想见，中国人不可能再将公园视为简单的游览空间场所，它完全成为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主义渗透的空间，是文化殖民主义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最鲜明的象征。于是，近代中国人对于公园有着难以言表的隐痛，许多人在著作、文章、 通信中都谈到公园问题。早在1907年，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就写道：“公花园……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42]对殖民主义的反弹情绪跃然纸上。 郭沫若在1923年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43]同年，蔡和森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再度质询“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44]对于直接提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文章更多，廖沫沙曾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愤慨万分”。[45]因此，中国人对于上海公园均印象深刻，“上海的公园对于我的印象是不好的，那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不欢喜；特别多的是洋太太，洋太太的孩子，领洋孩子的江北娘姨。好一点的地方和好一点的时间，全被他们占有了”。[46]（p.367）有的人虽多次游览租界公园，但都是“红着脸去”的。[47]曹聚仁虽然有朋友邀请同游法国公园，但他却断然拒绝，“一则我是一直穿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48]（p.216）所以，华人去租界公园游玩的并不多，正如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所记述的：“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囡囡的天下，白发黄毛。”[49]（p.72）也许相当多的华人没有用文本书写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却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租界公园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禁区与象征，华人不能入公园这一事实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殖民主义政策的切实存在，华人将这一情绪升华至对殖民主义的认识。著名文人陈西莹对上海的记忆是这样的：“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外国人的中国。……十年来添许许多多美丽的花园和舒服的别墅，里面住的又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总而言之，他们西洋人是贵族，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西洋人是享乐者，中国人是供给他们的生产者。”[50]（p.94）方志敏在其所著《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华人与狗不准进园’……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吗？”[51]（p.8）此外，孙中山等政治家、文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这一情结。（注：参见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4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还有的文人因公园问题而上升至对整个上海精神与文化的批判，“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52]（p.47）一般文人则用竹枝词的形式表达着这一历史记忆：“公园设备固然新，不许华人去问津。世界有何公理在，何称夺主是喧宾”；“英人游憩有家园，不许华人闯入门。绿树荫中工设座，洋婆间跳挈儿孙”；“狗与华人禁令苛，公园感想旧山河。而今各处都开放，又见倭兵列队过”。[53]（pp.496-497）“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仅是中国人处处受奴役受欺凌的一个缩影，殖民主义奴役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奴隶。著名诗人蒋光慈在《哀中国》中感叹道：“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我的悲哀的中国啊！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54]（pp.69-70）可见，这一深刻的记忆逐渐由个人的愤恨而上升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
    在上海以外的其他租界、租借地及附属地的西式公园也禁止华人入内。日本人内藤湖南1899年访问天津紫竹林租界公园时曾看到，“不能进入此园者有二，一为华人，另一为狗”。[55]（p.81）天津英国公园至1930年仍规定“华人非与洋人相识者不得入之”。[18]（pp.257-258）更有甚者，武汉华人若入简易公园游玩将遭拘罚。据曾做过巡捕的李绍依回忆，汉口英租界捕房依据《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则》履行职责，其中第20条规定：“华人擅入江边草坪（坪内设有靠椅，从江汉关达界限路，接通俄、法、德、日租界，有似简易公园，专为洋人散步游览之区，华人不得越雷池一步）者，拘罚。”[56]从当时的竹枝词中也可见到汉口民间话语中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忆，“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57]（p.198）有的公园虽然没有禁止华人入园，但在公园内专门划定华人游览区，如天津义国（意大利）公园“东有中国儿童之游戏场及避雨亭，西有西童游戏场及小花亭”，[18]（pp.257-258）华人同样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公园的规则严重歧视华人，而且有的游览场所内，华人还要受到侮辱。如日本满铁会社在奉天（今沈阳）建的附属地公园，园内绿树成荫，但“华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识者多不践足其间”。[21]（p.76）
    中国人到公园要受到如此多的精神伤害，自然而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心理与对殖民主义的深刻记忆，当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言说进入知识精英所主导的公共话语时，遂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且这种记忆会转化为民族主义意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言，“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个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57]（p.312）历史证明，公园问题所形成的社会记忆已经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与实践，如1925年五卅运动时，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就在停课宣言中将公园问题与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据金额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参加；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华人不能入内”，[58]因而，中国人感到生活在殖民主义空间时无处不受压迫，“直接伏处在洋人势力之下，往往在一个极普通的去处，可以使你感觉到一种不安”，但也因此让人们感到“国，是不可不爱的”。[59]（p.28）毛泽东甚至将公园问题纳入民族战争领域来探讨：“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60]（pp.155-156）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愤恨不是少数人的感受， 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经上升为中华民族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是公园问题上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撞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