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空间的构成除园内空间布置与建筑外，公园门口的布置与近旁的建筑物同样对于人们的影响甚大。1896年德国炮舰伊尔底斯号在暴风雨中沉没于山东海面，死难者77人。上海德侨得怡和洋行资助，在外滩公园旁建立纪念碑。[2]（p.377）另外，外滩公园对面矗立着纪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阵亡的5名英国士兵的红石纪念碑，碑身为英国运来的花岗岩十字架，上刻“英领署地上十字纪念碑”。[2]（p.376）这些建筑物在空间上已经与外滩公园浑然一体，在视觉与精神上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
    殖民主义在公园中的渗透不仅表现在空间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上，即把特定的日期作为公园开放日，或在公园中举行殖民者的纪念日仪式。如天津维多利亚花园，又名“英国花园”，是英租界的第一个公园，是工部局专门为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皇诞辰而投资修建的，其正式开放日就定于英皇诞辰50周年的1887年6月21日，[20]以此来宣扬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主义精神。无独有偶，在沪日本人则于每年4月29日“天长节”（天皇生日）举行庆祝仪式，如1932年的这一天，日人在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阅兵典礼，由日军司令部至公园，沿途警戒，园内“高搭彩牌，小旗招展”，全体日军及日侨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后因朝鲜革命党志士在观礼台下所埋炸弹爆炸而中止。[26]
    笔者认为建筑界学者所提出的“空间殖民主义”概念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租界公园极有参考价值。所谓空间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对过去殖民主义概念只注重军事、主权、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补充，强调空间为列强从事其侵略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基础。因此，空间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者奴役和剥削他国政策的一种延续和文化表现，其媒介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空间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他人之乡，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偏爱去构造一个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空间环境，以殖民空间移植来满足并宣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无视他人、他乡的社会及生态环境，从视觉到物质感受上嘲弄地方文化，奴化他国民众的心身。（注：参见吴家骅：《论“空间殖民主义”》，《建筑学报》1995年第1期。）就空间本身而言，其所传输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于人们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而纪念性空间更具教育功能。因此，近代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后，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完全按照他们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对各地进行市政规划，建立起一座座带有其文化艺术风格的公园，不仅将一整套殖民主义空间复制移入中国，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精神上奴化、戕害中国人。公园作为空间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比政治、经济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观念心态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集体记忆
    租界公园不仅成为殖民主义空间的物化载体，而且因华人不能入园问题而成为歧视华人的象征符号，构成对华人精神的严重戕害，使中国人对殖民主义空间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弹心理与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
    这一情境在上海最为典型，上海最早的公家花园开始并未公开禁止华人入园，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层华人入内，由于“门禁甚严，故华人鲜有问津者”，[10]（p.133）但不到五年，英人即以华人不守规则为由禁止华人入内。后工部局明确告示的公家花园《游览须知》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小孩之车，须遵路旁而行；毋许拆毁鸟巢，损坏花木；小孩尤宜加意管束；乐亭栏杆内，游人不得擅入；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27]《申报》曾刊登外滩公园照片，标题为《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28]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于1909年6月落成，“当时该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29]
    殖民者的做法引起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上海要求公园对华人开放的呼声一直不断。早在1878年《申报》就刊登《请弛园禁》，认为“该花园创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签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30]此后，华人继续据理力争，1885年11月，租界著名华商陈咏南、吴虹玉、唐廷枢等8人联名致函工部局，再度要求准许华人入园游观。 此举立即得到华人舆论的积极响应，《申报》予以支持，并批评工部局的禁例，指出公园“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而且名称是“公家花园”，就应该“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而，实际上“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园中游目骋怀，往来不禁，虽日本人、高丽人亦皆以公诸同好，听其嬉游，而独于华人则严其厉禁……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而且，“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丽之人则竟一无所捐，而何以颠倒若斯乎？”[31]但工部局对于华人的要求仍然置之不理。1889年，唐茂枝、吴虹玉等又呈道宪向英国领事交涉，结果，工部局允发给执照，执照不收费，但每张只能用一星期，且为数甚少，因此，问题仍然存在。
    由于园小人多，1890年工部局又决定另建一公园。所选苏州河浜的涨滩，上海道声明“属中国官地，不能由外人任意处置”，工部局遂决定“对中外一律公开”，定名为“新公园”，次年改名“华人公园”，但新花园占地面积小，各项设施亦远逊于公家花园，“布置殊草草”。[2]（p.474）[11]另据《上海闲话》载，“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32]（p.18）虽然华人有了专门的公园，但仅一个公园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生活的需要，由此，为争取所有公园对华人开放的努力一直进行着，甚至被称作“公园运动”。[33]
    1926年夏，上海“天时奇热，为十年来所罕见，时疫猖獗，死亡相继，而沪地空气不佳，游散无地，亦为重要原因”，因此，华人急切盼望公园对其开放，但工部局仍然只“允以黄浦滩草地开放于华人”，其他公园一律不开放。[34]《申报》在1926年8月18日详细记述了华人游公园纳凉时被西人巡捕迫令退出之事，[35]引起华人普遍不满。经过华人努力，工部局公园委员会中有3名委员由总商会推选华人出任，于是，华人纷纷要求委员会“力争华人入园免去凭证”，[36]公园委员会亦主张“中外市民应平等享受”。[37]但是，这个公园运动后来又有所消退。所以，1927年，郑振铎呼吁：“在去年，我们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示，而至今却又销声匿影了。难道是因为冬天到了，公园用不到了，所以又沉寂下去了么？不，不，我们要热烈地持久地举行着‘公园运动’！”因为“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园之外了！……难道我们竟袖手地听凭那些最少数的客民们紧握了我们的咽喉而要将我们窒息死了么？不，不，我们要求呼吸权！我们要求生存权！”而且“‘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33]公园问题已不仅仅是华人的地位问题，也是中国近代租界问题、华人生存与国家主权的问题。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28年纳税外人年会通过《公园开放案》。同年6月1日，外滩、虹口、兆丰3公园对华人开放，同时开始售票制度：年券售价1元，零券每次铜元10枚。华人公园仍旧无条件开放，[38][39]但是，法国公园等仍然禁止华人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