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水利碑刻是民间水利自治组织水权管理的产物，是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辅助手段。水利碑刻以庄严神圣的仪式，无可置疑的内容，确定水利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圣物。水利碑刻就其形式而言，是水利社会精神遗产的物化；就其内容而言，是水利社会千百年来先民水利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通过水利碑刻运作，可避免纷争，实现水资源共享的理想。首先，碑刻强调以共享为原则，分配水资源。其表现形式是通过水利碑刻确认水源的公共属性或集体属性，如《新修洪山泉源碑》，记述了知县王正已因为洪山泉水不足，难兴大利。于是组织人员调查、勘探水源，挖出新泉七孔，引水利民。[5]（P117-118）由于是官方主导的水利行为，所以水权必然为流域民众共享。一般而言，水源地都竖立有关于水源由来的碑刻，以确定水权归属。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这一形式向世人宣告那些人可以使用该水源，那些人不能使用该水源。四社五村水源地沙窝村龙五庙，除了祭祀水神，同时还供奉“清道光七年四社五村龙五庙碑”。该碑和龙王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把水利制度与宗教信仰紧紧地结合起来，将世俗水权与宗教的神权结合起来。这样，民众在用水的时候，不仅是使用普通的水，而是使用神水。同时，碑刻对用水原则也做出明确规定。山西四社五村、陕西泾惠渠、清峪河灌区，实行自下而上，轮流灌溉的用水制度。这一制度确立的前提就是流域水资源共享，否则，上游决不会答应下游首先用水，而冒自己无水可用的风险。为了强化这一原则的执行，在一些比较重要渠道、闸口，竖立碑刻，以警戒世人，不能随意截霸他人水资源。如《八复水夺回三十日水碑记》碑阴刻有会议章程六条，具体规定了贯彻自下而上灌溉制度的办法，以及违犯这一规定的处罚方法。山西《王官峪五社八村水规碑》也有类似规定：第一，“用水分村分浇也”，也就是说，灌溉按照一村一社的顺序轮流进行，第二，“各社分占水分定数也，东涧西涧占东渠十八分，西渠八分共二十六分”，也就是说，每一个村社的水量是固定的；第三，“各社用水先后次序也”，即规定各村用水的先后顺序；第四，“罚款各样各色也”，即规定堵塞渠道行为的处罚办法等。[1]（P209-210）再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韩城《三村九堰公议规程碑文》规定，渠道维修，“每年挖渠，自下而上”：用水顺序，“轮水初挡日，准渗渠水通流三日，然后自上而下送富村八堰水一日，再轮富村水十日，再轮北村水六日，再轮南周村水六日，周而复始”，“泡蓝、沤麻，系已成庄稼，不论水轮某村，准三村同用”；如果“堰冲渠崩，准将分水日暂行停止。俟工成水归渠后，再看水轮至某村，另接续起”。①如果有人违犯水利规程，“任意截水浇地并私行盗水者，三村公议重罚”，“八堰浇地之日，准新开渠道经过之地先浇，余水始准以外之地再浇，不准乱浇，不准私开水渠引水，违者同工议罚”，也就是说，凡是违犯水规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的工役处罚。①该碑还对渠道经过土地补偿做了规定。其次，通过碑刻确定分水权，也是水利碑刻民间运作的重要职能。在这一点上，水利碑刻的功能与水册的功能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水册是以积极方式确认水权，而碑刻则以消极方式对水权做出排他安排。在水权涵盖范围方面，水册比较全面规定了水资源使用的所有细节，不仅有水程的详细描述，也有工程维护、工役补偿、违犯水规行为的处罚的具体规定，而水利碑刻则可以看作是由个案组成的水权管理片断。这是由水利碑刻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碑刻记载内容的有限性，以及使用目的的单一性，使它不可能像水册一样，记载需要长篇大论的水利事件，而只能以简洁的形式，凝练的语言，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因此，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它只能是一事一碑，或一个类别一碑，不可能在一通碑上表达具有连续性的水利事件（如水权变化、水粮变化等）。规章碑只能反映有关水权运行习惯、章程等方面的内容，官司碑则只能反映某一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其最终的解决等内容，最多只能在反映案件解决基础上，在碑阴重申与纠纷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及水权习惯。碑刻与水册对分水权规定，也有很大差异。水册不仅可以规定干渠的分水原则，还可具体到支渠、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水利用户。例如陕西省清峪河灌区《高门通渠水册》、《清峪河源澄渠水册》，其水程都具体到了每一个水利用户。而碑刻只能以抽象的语言，对分水情况做出概括性规定，例如山西洪洞与赵城两县的分水原则是“三七分水”，具体到每一个支渠、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水利用户，应该怎么分，就语焉不详了。再次，通过对官司碑的公开展示，向权利相对人宜示自己权利，借此以警告对方，应该遵守业已形成的惯例，否则，可能要导致相应的后果。官司碑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官方管理行为的体现。如以渭南万盛堡□玉桥水权纠纷为例，县官“邓□绶断定，各守旧规，不许阔宽渠道，令将□玉桥前后断案勒石，永息争讼，庶不致弱之肉强之食也”。①这一碑刻的竖立，就是秉承县官命令而建立。目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产权明晰的目标。实际上，官司碑的运作是通过碑刻信仰、立碑仪式等外在形式对乡村社会施加内在影响，而不是对司法判决的说教或者宣传。另外，官司碑对内还有强化成员之间团结，一致对外，防止水权利流失的功能。清峪河灌区，常常因为不能很好地执行水规，导致水权流失的现象发生。《八复渠夺回三十日水碑记》记载了八复渠由于利夫不能维护自己权利，致使每月三十日一天水程被上游沐涨渠夺去。后八复渠通过诉讼，于光绪五年，又重新夺回了三十日水权。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八复渠于光绪七年四月立碑以为警示。[6]（P104-109）因此，官司碑具有对内与对外双重作用。对外方面，以乡族观念为主导，鼓励村社成员为了共同体利益争夺水资源，即使付出金钱、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村社将争水牺牲的成员视为英雄、烈士，为其树碑立传，甚至将其神化，供奉在水神庙里。同时，给予其子孙后代享受用水优待之特权。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四川千功堰，西河之北坪，新冲出一河，水量湃入黑石河，引起西河淤积严重，致使千功堰无水可灌溉。邛崃、大邑、崇庆、新津四县用水户推选郭之新为长河堰长，率众前往修堰，与其他渠堰发生争执。郭之新为了灌区广大民众利益，据理上告。由于屡告不准，不得已拦舆控诉，被诬为“控词冒渎”而定罪，投狱90天。但郭之新毫不气馁，多次上诉到制台衙门。后经官府派员查勘，终于使湃走水量仍归故道，恢复了四县农田用水。民众感其功德，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功遍西河”匾额相赠。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旌表他为“正八品官”，并赠“寰宇煦春”匾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水利户在大邑县韩场镇建立石碑一座为，以示纪念。[7]（P103-104）最后，重要碑刻所在地也是水权裁判场所。水碑一般都存放于公共活动、公共宴饮、宗教祭祀之所。这些地点，在中国传统社会往往都指向一个地方，如果是一个村社，可能就是水神庙，也可能是家族祠堂。如果是较大地域，则可能是当地集市所在地，或者共同宗教所在地。这些场所是公共活动的地方，是解决村社重大问题的集会地，自然而然，也是解决水权问题的场所。这些场所，是存放祖先牌位的神圣之地，也是存放历史记忆的场所。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对水神的祭祀，可强化人们对水利碑刻的历史记忆，从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朴素的感情，最终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自觉的行为。这些场所，往往是水权械斗时，聚集民众，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的场所。也是械斗后，祭祀死亡者，将其英名写入族谱、碑刻的圣地。对内，是处罚那些不执行水规，浪费水资源，侵占他人水权的裁判所。在山西一些水利区至今还流传着“碑（庙）前打死，碑（庙）后埋”的谚语。[3]（P306）其寓意是碑刻所在地就是神圣的裁判所，在这儿对不遵守水规，肆意用水，甚至恶意挑起事端者，均可实行这一古老缄言。因此，将有些不守水利法规的人打死，就像执行国家法律一样，不负刑事责任。实际上它是借助神灵神秘力量，教育普通民众遵守水规、章程的培训中心。从社会学家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家都津津乐道这一民间谚语的威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证明其实施过。不可否认的是，借助这些神圣手段，确实能够以较小成本维护水权规章制度的运行。另外，碑刻通过将社区民众对水利事业的贡献记录于碑石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将自己恩泽推及于自己后代的想法。在社会学家所做的水利调查中，每当自己祖先名字出现在碑刻上的时候，都会激发他们的自豪感。也许，他们仅仅为水利工程捐助了几元钱，但是，当这一简单数字，经过若干历史岁月，以碑刻形式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其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它身上所承载的荣光，让后人感恩不已。事实上，这些碑石上留名人的后代，就是今天热衷于水利事业的社首、渠长。他们的付出，又会檄励其后代继续造福社区。这样，我们看到，治水社会的历史的责任在他们手里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