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碑刻在基层社会水权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与水册一样是中国基层社会水利自治组织进行水权管理的重要手段。他们都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流传，成千上万人经验累积而形成的精神财富。虽然，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发生在过去的水利事件，其影响却及于今天。而且，它不仅反映了立碑时代的水权特点，也反映了水利历史长河中前人有益的水权管理经验。而且，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发挥对当地水利社会的影响力。今天，它们已成为中华民精神遗产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在灌溉农业区，还是在非灌溉农业区，碑刻都成为水权取得的重要证据。人们在碑刻周围生活，围绕碑刻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褒贬，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公德良心的承载者。从立碑过程来看，它是官方、当事人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碑刻，就其性质而言，具有一定官方性。因为大量官司碑，本身就是官方介入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碑刻的作用，不是简单教义式的宣讲，而是复杂的民间运作。它涵盖了诸如祭祀、民间舆论、乡村治理、民间自治等水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水册、水利习惯的有益补充。它不仅是基层水利社会水权管理的工具，也是官方介入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它不是少数社会精英权力游戏的外在表现，而是基层社会民众的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信念、共同生活理想的外化。通过碑刻对为公众利益献身、牺牲的英雄人物的颂扬，形成乡村社会公认的价值观。②通过碑刻，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跨地域的联盟。东南沿海、闽南、潮汕地区，通过对水利碑刻的共同崇拜，共同面对困难，建立了跨越血缘关系的联盟。
    近代以来，碑刻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民国时期陕西省新建的“泾惠渠”水利工程，建有《泾惠渠颂》水利碑，汉惠渠建有《汉惠渠记》水利碑。甚至八十年代，安康防洪堤上新建洪水历史标志塔、宝鸡建冯家山水库时，都建有新型水利碑。这说明在新时期水利碑的独特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总之，水利碑刻是基层社会解决水权纠纷案件的物质表象，不仅具有预防纠纷的作用，而且，一旦纠纷案发生，又是处理水权纠纷的重要证据。
    注释：
    ①引自渭南地区水利碑碣集注（内部发行），渭南地区水利志编纂办公室编，58-59,186。
    ②对维护地方水权利益做出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的颂扬不限于水利石碑，一些地方渠册也有类似记载。据山西《沃阳渠册》记载：“道光二十二年，皇天震怒，警醒下民，灵雨未降，不满一年，斯时古县、董寺、李堡三村，心生计巧，私淘新渠，盗五村北泉之水，浇灌伊之田地。于是吾村掌例范兴隆、苗文孝、范思有、左本治、左清风等，与古县、董寺、李堡三村理论。谁料伊等恃强，遂约数百余人与吾村相为斗殴。吾村人虽则不多，然而理直气壮，遂致误伤古县村吉广顺。于是两造人等，据亶在案。蒙陈老爷堂审问清，断北村吉士功、燕村堂到案，言伤人命之事。陈大老爷断谕，令吾村范兴隆等案定罪。以后各使各水，仍照古规，不许紊乱纷争，强霸横行。但范兴隆既为村了承案，是以公共之事，而不惜一己之命，真可为义气人也！吾村聚众遂议：范兴隆以为永远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改移。伊之地亩，有水先浇，不许兴夫，以为赏水之地，永远为例。且于每年逢祭祀之时，请伊后人拈香，肆筵设席，请来必让至首座，值年掌例傍坐相陪，以谢昔日范某承案定罪之功。”载孙焕仑：《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原文参考文献：
    [1] 张学会。河东水利石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 孙焕仑。洪洞县水利志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董晓萍。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 光绪元年怀六坝磨湾泉源水利碑记[Z].武威市水利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5] 左慧元。黄河金石录[Z].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
    [6] 冶清诸渠册、簿及公牍[Z].白尔恒。沟洫轶闻杂录[A].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成都市志·水利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