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近代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和社会思潮，两者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克思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就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6]（P574）在中国，“由进化论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群中，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事。李大钊、陈独秀当年便是如此。”[17]（P149）强调斗争运动是宇宙大本大源的世界观、人生观贯彻、支配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一生的思想、生活和事业。到其晚年生病，毛泽东也大多拒绝药物治疗，而强调自身抵抗能力的增长。“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0]（P1376）毛泽东思想这一最核心的精华与其青年时代接受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形成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18]（P572）但是，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在理论内容的特征上有相通和相同之处。对近代中国来说，如果没有《天演论》的传播和生存竞争观念的深入，那么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不会那么迅速接受马列主义，那么准确地选择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包括鲁迅都是从积极的进化论者转为信仰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
    对严复来说，翻译《天演论》是一种急则治其标的思想选择，却没有想到“种豆得瓜”，引起这么广泛的社会共鸣和深远的思想影响，成为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主动选择。严复本人更重视介绍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立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法的理论，认为这才是中国自强自立的根本。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和《法意》，介绍、宣传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权理论和在社会契约规则中保证个体权利自由的思想。严复将《自由论》的书名意译为《群己权界论》，正是反映了严复对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契约观的重视。严复认为，资产阶级的法权理论是推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是构建中国新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及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严复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是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也是反对中国封建制主义的物质基础。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着重介绍了以近代实证科学为基础的逻辑思维。如果说严复在翻译，介绍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首选《天演论》是一种基于因国家存亡而急则治其标的主动选择，是急于向西方学术思想库中寻找一种理论、思想，作为凝聚、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力量，严复的这种选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因此“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主动和合理的选择，它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和不断进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和心理基础。严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原则、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实现中国强国梦的根本。这对当时救亡压倒一切的中国来说，只是一种“缓则治其本”的工作。在民族、国家、阶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这种“缓则治其本”的工作是不会引起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趣和兴奋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严复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翻译、宣传工作被社会忽略了，鲁迅也说：“（严复）译得最吃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4]（P686）鲁迅这种由于思想上的共鸣所产生的不同的心理愉悦和审美快感跃于纸上。这大约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感受。
    一个理论，一种思潮被社会接受和放大，往往取决于社会的现实，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变革更新的历史关头尤为如此。在这种历史变点，“急则治其标”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选择的判断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遗传基因”。这种政治情结的基因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那些简捷明了，能立竿见影的理论、思潮更具有亲和力。严复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简化成“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12个字，特别符合甲午惨败后中国社会的心态和思想需求。进化论原有的生物学意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已无关紧要，作为一种诠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成为社会救亡图存的主要的思想武器。但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未能给中国带来强国的道路和结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P1360）十月革命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进化论一样简捷明了，阶级斗争理论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因的内容分析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分配和社会阶级存在的基础之上，因而，比较进化论在解析人类社会演变的单调性，阶级斗争理论更客观，更清晰，更具历史的科学性和现实的可实践性。
    解释生物界发展、进化的进化论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共同、相通之处。其一，两者都是从物质存在方式来解释物质的变化。其二，都是从物质存在的内在原因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物质变化的动力；其三，都是从物质存在，变化的本身来寻找物质发展的解决手段。因此，从生物界的进化论发展到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论是合理的。社会进化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种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在近代中国，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这是一种合理的思想过程和社会选择，因为社会实践的成败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将这种“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当作近代科学文化的最大成果来接受，而不愿从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上来接受近代科学理性。由此，进一步排斥以社会契约为准则的近代社会的法治结构。这种强调“斗”则“进”的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激进知识分子的主观思想。如果说，从“生存竞争”的社会进化论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从厚重的中国传统道德资源萌生出革命道德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存天理，灭人欲”，“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对道德伦理的要求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以国家和民族名义忽视个人权利，泯灭个体的合理要求。这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主流，这种社会现象也说明了，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论的社会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