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自甲午战后至今，甲午战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25年，是研究工作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30年代开始，是研究工作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三，50年代以后，是研究工作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70年代后期迄今，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的阶段。
    一 甲午战后25年：缓慢的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促成了民族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人日益觉醒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却未能跟上。只要将中外情况做一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东京春阳堂，1896）、平田胜马著《黄海大海战》（东京博文馆，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1897）等；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如《日清战史》的著者川崎三郎，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全书取材广泛，颇多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迄今仍为研究者必读之书。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除战史之外，日本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及外交方面的著作。如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东京忠爱社，1896）、高桥作卫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战时国际法先例论》（东京清水书店，1904）和《英船高升号之击沉》（东京清水书店，1910）、关善次著《日清战役外交始末》（东京中野书店，1900）、巽来治郎著《日清战役外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衣斐钵吉著《归还辽东的由来及真相》（东京外交时报社，1915）等。这些著作极力宣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而日本则始终严格遵守战时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以争取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支持。高桥作卫的《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即是用英文撰写，在英国出版，并求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胡兰德（T.E.Holland）亲自为之作序，以扩大影响。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先是在巴黎用法文出版（La Guerre Sino-Japa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1896,Paris），后又出版日文版；法国著名法学界人士曾撰写评论，誉之为“五十年来国际法著作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专著”（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讲评》，《法国学士会院道德政治部公报》，《讲评》译成日文刊于《偕行社记事》151号（1897年）。）。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出版了他的新著《修正历史的伪造》（东京高文研株式会社，1997），对那些历史伪造者的揭露入木三分，是很值得一读的。
    欧美国家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英国伦敦出版了杜布雷，（Du Boulay）著《中日战争简述》（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 1894-1895,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6）、伏拉第米耳（Vladimir，为意大利学者Zenone Volpicelli的笔名）著《中日战争》（China-Japan War,London,Marston and Company,1896）、艾伦著《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Under the Dragon Flag,My Expriences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London,W.Heinemann,1898）和泰莱（William F.Tyler）著《中国事记》（Pull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 Co.Ltd,1929）。法国巴黎出版了那高（Ariga Nagao）著《中日战争》（La Guerre Sino-Japanaise,Paris,A.Pedine,1896）、布尔伏雷（M.Boulfray）著《甲午、甲辰两次被围的旅顺口》（Les Deux Sieges de Port Arthur 1894-1904,Paris,1907）和施阿兰（Auguste Gérand）著《使华记》（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18）。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阿尔伯蒂（Amedeo Alberti）著《甲午中日战争》（La Guerra Cino-Giapponese 1894-1895,Napoli,Melti & Joele,1904）。德国斯图加特出版了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著《东亚政策》（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Stuttgart,Strecher & Moser,1897）。其中，伏拉第米耳《中日战争》一书的第三部分分为9章，叙述战争过程比较详细，书后又附录若干重要文件和书翰，颇为研究者所重视。艾伦《在龙旗下》是一本回忆录，在中国先后有过3种译本。作者目睹了中日黄海鏖战的整个场面及日军旅顺大屠杀的过程，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形诸笔墨，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可以文学作品视之。《中国事记》作者泰莱曾受聘担任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副管驾，亲自参加过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故所记被视为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的偏见和私心作怪，颇多歪曲事实、捕风捉影之谈，不可尽信（注：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张荫麟将该书首次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28卷4期，1931年。）。正由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评价问题的大讨论。《使华记》作者施阿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东亚政策》作者巴兰德曾先后任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回国后为德国外交部顾问，故这两本书对中国对外关系、三国干涉还辽及远东国际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