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甲午战争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出版了回忆录，但译成中文本的则不多。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记》（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一书中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由陈德震译出，另以《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为题，发表于《大公报》（1937年6月11日《史地周刊》）。其中，除详细地介绍了左宝贵的治军和牺牲情况外，还记述了日本军队“起初发生许多暴行。人们被粗暴地赶出家园，财产被劫掠，家具被烧毁，妇女的处境也是不安全的”，直到后来日本士兵才被“严格地约束”。这些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坛上，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也大量出现，而且选题趋于广泛化。这些论文，大致包括6个方面：1.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如惜阴《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人文月刊》2卷5期，1931）、陈烈甫《甲午以前的中日邦交》（《新亚细亚》3卷9期，1934）、王信忠《甲午战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说》（《社会科学》2卷1期，1936）、问渔《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人文月刊》3卷9期，1932）、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国专月刊》5卷4期，1937）等。2.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如归与《中日黄海海战纪略》、《中日威海战役纪略》和《中日海战史料》（《海事》8卷5期，1934；10卷9、10、11期，1937；9卷6、7、10、12期，1935-1936）、晨园《甲午战役轶闻》（《海事》5卷7-8期，1932）、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1934年9月21、28日）、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等。3.国际关系与外交。如张忠绂《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武大社会科学季刊》2卷3期，1932）、张禄编译《甲午战争中之俄国外交》（《国闻周报》11卷29、31、35、37、39期，1934）、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王信忠《中日马关议和》（《人文科学学报》1卷1期，1942）等。4.战争失败的影响和历史教训。如吴景贤《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学风》1卷9期，1931）、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新亚细亚》10卷6期，1935）、宋云彬《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国民公论》2卷1期，1939）、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新动向》3卷6期，1939）、陈辛慕《甲午之役的教训--〈清宫外史〉读后》（《新华日报》1943年3月21日）、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大文哲季刊》3卷1期，1933）、千家驹《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2期，1937）、周天放《甲午战后之东北与日本》（《行健月刊》1卷3期，1932）、登璈《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新亚细亚》6卷4期，1933）等。5.有关人物研究。如惜阴《书合肥轶事》（《人文月刊》3卷7期，1932）、曾士莪《书翁李相倾事》（《国闻周报》12卷27期，1935）、张健甫《谈甲午战争的李鸿章》（《前锋》创刊号，1940）、刘熊祥《甲午战前李鸿章的海防建设》（《中国青年》10卷4期，1944）等。6.专论。如杨松《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
    战》（《群众周刊》4卷18期，1940；10卷2期，1945）等。
    在此阶段不到20年的时间里竟有如此众多的研究论著发表，是前一阶段所无法比拟的。此时的研究领域也趋于开阔，选题涉及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科中的热门课题之一，不仅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度的高水平学术专著，而且许多论文思虑周详，论述深刻，堪称优秀之作，表明当时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已经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为此后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 进入50年代：转机与发展
    尽管从30年代开始，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时期，但其重要成果的发表主要集中于前期，后来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难以正常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才有了转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有组织的纂辑史料的工程。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邵循正等编辑7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也出版了。同年，出版了阿英（钱杏邨）于10年前发表过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一书。书中除有关甲午之战的诗歌和小说外，还辑录了散见于报刊、专集中的有关甲午战争轶事、时论及战纪等，故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近代史资料》先后刊出了《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张荫桓致翁同龢函》，以及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和吴质卿《台湾战争纪》等，也都是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至于台湾刊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11大册，属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注：笔者于1994年夏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还有幸得见该院所藏之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稿本，认为若有此一编，将会对进一步研究甲午战争史大有帮助。但翻阅后发现其中许多月日文字有缺，于是建议该院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联手，共同将稿本补全，合作出版，使成完璧，以方便研究者，并嘉惠学林。）。在上述各种资料中，以《中日战争》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两种最为重要。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中日战争》，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研究者须臾不可离的基本资料。它对推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此外，山东、辽宁等地及军队的文史工作者开展访问和调查工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50年代，战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还有不少人健在，抢救活史料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如原北洋海军定远舰总管轮陈兆锵的《战时日记》、来远舰二副谢葆璋至好李锡亭的《清末海军见闻录》及炮手谷玉霖、水手陈学海等多人的重要战争回忆，都是在调查访问中发现或记录下来的，为研究甲午海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再如当时搜集到的《丁汝昌遗墨》、《威海海防统领绥巩军戴（宗骞）示》及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暴行的《祭乙未殉难诸公文》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旅顺除搜集到时人孙宝田所撰《甲午中日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外，还广泛开展调查，记录下大量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的罪行资料。这些调查访问活动，得到了许多报刊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已经刊出的文章有3类：1.当事人的回忆。如赵泮馨《甲午战争志略》、王可举《甲午之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攻陷威海军港事略》（《山东省志资料》创刊号，1958）等。2.根据调查材料并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写出的文章。如李时岳《甲午战争期间辽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光明日报》1958年9月15日）、威海市志编委会《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军民的抗日斗争》（《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4期）、金纯泰《甲午战争旅顺抗日轶闻》（《辽宁日报》1963年1月7日）、也石《旅顺人民的血仇》（《旅大人民日报》1951年4月7日）等。3.有关人物生平、事迹调查的记述或评论。如中原《怀念甲午海战的民族英雄--访邓世昌长孙》（《新民晚报》1961年1月7日）、廉成烂《左宝贵生平调查》（《北京日报》1962年2月22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