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以下3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即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和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王芸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既是资深报人，又是著名文史专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念国难深重，提议在报上开辟专栏，每天刊载一篇中日关系文字，以为警醒国人之助，由王芸生主笔。于是，他的这部专著先在《大公报》专栏连载，从1932年起出单行本，至1934年5月出到第7卷，历时两年有半。全书共7卷，约150万字。其前3卷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议经过及战后瓜分危局。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张季鸾在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的长久流传便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这部书出版后在日本也受到注意，前4卷很快被译成日文，题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从1933年到1937年陆续分册出版。刘大年评论此书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注：刘大年：《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人民日报》1980年7月7日；又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三联书店，1982年，413页。）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直到今天，王著仍是研究甲午战争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必读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是王信忠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全书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在此以前，作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甲申事变始末》（《清华学报》12卷1期）的长篇论文。由于运思成熟，资料准备充分，所以全书结构严密，写来得心应手。作者写作之前，已经读过田保桥洁和信夫清三郎的著作，并且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他的此项课题却又与二氏相同，这必然会增加研究的难度。但是，作者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在占有资料方面独具优势。二氏著作所用的资料以日文为主，兼及西文，极少使用中文资料。如田保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仅《李文忠公全书》、《中东战纪本末》等两三种，而信夫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也不过多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两种而已。而作者则对中文资料的占有具有优势自不必说，即使在日文及西文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不比二氏逊色。其次，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田保氏的著作是从中日《天津条约》写起，意谓《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爆发预先埋下伏线，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信夫氏的著作以东学党起事作为开篇，意其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天津条约》也好，东学党起事也好，不过是它挑起衅端的借口，以此分析战争的起因显然是不够的。王信忠则独具只眼，从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写起；然后写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即实为甲午战争导因的最初起点的《江华条约》；再写日本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的《济物浦条约》；又写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被否定而日本可随时派兵赴朝的《天津条约》；最后揭露“陆奥外交”的实质是“利用外交手段以挑衅之狡狯策略”（该书179页）。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张荫麟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30年代初，他将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从此，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4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分两期刊于天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翌年，《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发表。此书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作者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在这一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大的成就。
    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也有不少译成中文发表。主要有以下3类：
    第一，关于海战的记事和评论。张荫麟所译泰莱《中国事记》，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已如上述。还有《香港孖剌新闻》（Hong Kong Daily Press）战地通讯记者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的威海通讯，由李鼎芳翻译，题曰《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大公报》（1935年5月3日《史地周刊》）。此外，《海事》杂志除刊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8卷5期，1934）外，还译载了英国海军元帅贺伦比以及马汉和马吉芬对黄海海战的评论（9卷12期，1935；10卷3期，1936）。这些有关海战资料的翻译发表，有助于对甲午海战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日军暴行的西方目击者记述。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是艾伦《在龙旗下》中文本的发表。此书由费青、费孝通合译，题为《中日战争目击记》，在《新生》杂志连载（1卷、7、8、9期，1934）。后来兰言又重译，别出心裁地采用章回小说体，改题《旅顺落难记》出版。这样，便误导了读者，甚至使一些中外研究者把它当成文艺作品来读，认为不足凭信。其实，《在龙旗下》所述，完全是艾伦在旅顺经历的真实记录（笔者拟另撰文考证）。对照一下《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二所收的一篇《倭寇残杀记》，就十分清楚了。《倭寇残杀记》是《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所写的一篇战地通讯，原题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旅顺大屠杀》），刊登在1894年12月20日该报整整两个版的版面上。当时美国舆论倾向于日本，作为日本政府批准的美国随军记者，克利尔曼起初相信日本军队是“勇敢而人道”的“文明军队”（注：James Creelman,Fight at Pingyang,The New York World,Oct.5th,1894.）。但是，当他随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目睹了日军进攻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后，他的观点完全变了，因此写出了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将克利尔曼的《旅顺大屠杀》与艾伦的《在龙旗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日军在旅顺所犯下的残暴屠杀罪行。在困难日益深重的30年代，将艾伦的书以《中日战争目击记》为题发表，不仅可补甲午战争中这一重大事件的文献之阙，而且也有警示国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