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美国发表的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主要是两类：其一是海战方面的文章。1895年出版的《联邦海军讲习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le 1895,Vol.21,No.3）曾以《鸭绿江之役》（The Battle of the Yalu）为题，刊载了一组美国海军军官的评论文章。同年，美国海军出版的《世纪杂志》（U.S.N.Century Magazine,August,1895）还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即马吉芬（Philo McGitfin）的《鸭绿江之战》（The Battle of Yalu）和马汉（Alfred T.Mahan）的《鸭绿江之战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马吉芬在甲午战争中担任镇远舰帮办，参加了黄海海战，曾身负重伤，所撰《鸭绿江之战》详实真切，读之如同亲临，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马汉则是一位有影响的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曾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他的评论文章亦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二是外交方面的书籍。美国政府于1896年发表的《美国外交文件（189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1896）收录有关中日战争的外交文件多篇。另外，美国波士顿出版了田贝（Charles Denby）著《中国及其人民--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观察、回忆与结论》（China and her People,being the Observations,Reminiscences &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Boston.1906）和科士达（JohnW.Foster）著《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09）。田贝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曾担任马关议和前中日联系的居间人；科士达系美国前国务卿，被聘为中国赴日议和大臣的法律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回忆录也就成了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当时刊印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并不算少，但多为资料汇编。如陈耀卿编《时事新编》6卷（1895年刊本）、思恢复主编《中倭战守始末记》4卷（1895年刊本）、佚名编《谏止中东和议奏疏》4卷（香港书局，1895）、鲁阳生（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14卷（1895年石印本）、王炳耀编《中日战辑》6卷（上海书局，1896）、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14卷（上海广学会，1896）等。这些书体例不一，取材角度各殊。《时事新编》专收报刊文章，以时论为主。《谏止中东和议奏疏》顾名思义是专录反对和议的奏疏，收有文廷式、安维峻、张之洞等主战官员的著名奏章及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中日战辑》广泛搜集中外报章资料，按战争进程和时间顺序排比，条理清楚，内容亦较丰富。《中倭战守始末记》除收若干篇时论外，主要以战局的发展为线索，分别纂辑中外新闻报导，各成单元，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为他书所无者。《普天忠愤集》内容较为庞杂，书中所收既有刘永福抗法的记述，亦有关于海防、铁路、造船、开矿之议论，惟激于中东之役败于东邻日本，特略详于甲午战争。《中东战纪本末》初编为8卷，另有续编4卷和三编2卷，书中所收有上谕、奏疏、文告、函牍、条约，有采自中外报章的战地报导及一般时论，还有中外使馆所存之有关电稿，等等。其内容相当丰富，极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类是主要记叙亲身经历的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3种，即冤海述闻客著《冤海述闻》（1895年刊本）、易顺鼎著《盾墨拾余》14卷（1896年刊本）和许寅辉著《客韩笔记》（1906年长沙刻本）。据笔者考证，冤海述闻客即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因其与方伯谦关系密切，在方氏被军前正法后撰此书为其辩冤，因此书中多有偏袒方氏之处（注：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5辑，齐鲁书社，1985年。）。时至今日，为方氏翻案者仍以该书所述为主要根据。尽管如此，该书保存了许多局外人所不知的甲午海战珍贵史料，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邵循正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注：《书目解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盾墨拾余》作者易顺鼎本以举人纳赀为道员，工诗词及骈文，有文名，尝参刘坤一幕。马关议和后他南下依张之洞，为策助刘永福抗日，曾两渡台湾。该书卷五《魂北魂东杂记》记中东之战历次战况，卷六《魂南记》记两次赴台经过。尤以《魂南记》所述多亲身经历者，为他书所未载，堪称珍贵之史料。许寅辉以文童出身，应聘为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文案兼翻译，将其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写成《客韩笔记》一书，其中述及日人挑起衅端及迫害华人之事颇详，足以揭露日本以强凌弱、践踏国际法的丑恶行径。
    以上两类书籍重在历史资料的纂辑或记录，各具不同的史料价值，但无一能够算是史学著作。差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作者熟悉中日两国间的历次交涉，时又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全书分衅始、援朝、奉东、金旅、辽东、山东、海军、议款、台湾上、台湾下10篇，叙述全面，基本概括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有论者称：“此书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注：《书目解题》，《中日战争》7册。）实为确评。若论反映某一地区的战史，当以洪弃生著《台湾战纪》2卷（1907年印本）为代表。作者乃台湾彰化县鹿港人，本名攀桂，字月樵，著述甚丰，以诗闻名。战争爆发后，曾担任台湾中路筹饷局委员。割台后，取《汉书·终军传》“弃繻生”意，改名繻，字弃生，以字行。此书又名《瀛海偕亡记》，系取《尚书·汤誓》“予及汝偕亡”意，表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上卷叙述乙未台湾军民抗日情况，至台南陷落止；下卷专述台湾义军与日本殖民当局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作者本是事件的亲历者，又具有很高的学识素养，故此书以记实为主，按斗争发展脉络钩稽铺陈，写日人之暴虐，述人民之反抗，读来真切感人，为国人所撰台湾早期抗日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池仲祐著《海军实记》（1926年刊本）虽成书稍晚，亦值得重视。池氏从青年时代投身海军，曾于1880年以文案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对海军创建原委及掌故皆熟谙于胸。1918年撰成《海军大事记》，严复称此书对海军“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海军大事记》弁言）。以此为基础，又历时8年，《海军实记》始告杀青。该书采用纪传体，其《述战篇》下题曰《甲午战事记》，后附北洋海军阵亡将士姓名；又有《战役阵亡群公事略》、《战役死难群公事略》2篇，为是役牺牲将士立传。此书为有关中国海军的第一部专史。近人吴廷燮评曰：“甚文赡，其事覈，不遗善，不隐恶，斯非古之所谓信史欤！”（《海军实记》书后）亲历甲午之役的海军将领刘冠雄亦称：“兹篇所录事实綦详，优劣兴衰可为殷鉴。”（《海军实记》序）尽管如此，这3种书因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性还是结构的完整性上都是大有欠缺的。
    以上情况表明，甲午战后20余年间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有关研究终于缓慢地起步了。在当时的中国，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甲午战争的长篇巨著，当不是偶然的。治史者因受传统习尚的影响，大都偏重于古代史或前代史的研究，很少涉足当代史，故以上所介绍的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没有一种成于史家之手。这些作者皆非专门史家，激于甲午之败，愤而著书，以警国人，但平日既无治史者所具有的素养和资料积累，一时又难以从广阔的范围来审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宜乎难有一部有关甲午战争全史的力作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