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30年代开始：开创与奠基
    近代中国对甲午战争史的真正研究始于30年代。以此为起点，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与奠基的阶段。
    进入2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更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御用文人大肆鼓吹侵略史观，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服务。其突出的表现是，美化、甚至神化那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立过“大功”的文武大员。所以，出版人物传记，在日本出版界一时竟成为时尚。其中，一类属于人物传记汇编。如《日本新英杰传》（东京东亚堂书房，1912）、4卷本《明治功臣录》（东京，1915-1918）、多卷本《类聚传记大日本史》（东京，1935-1936）、《人物评传全集》（东京，1935）、3卷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原书房，1936）等。凡是甲午侵华的重要分子，像政界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陆军的山县有朋、大山岩、川上操六、山地元治和乃木希典，海军的伊东祐亨和东乡平八郎，无不传上有名。另一类是传主为一人的传记。当时集中歌颂两个人：一是陆将乃木希典，有《乃木将军传》（1927年刊本）、《将军乃木》（东京，1928）、《回顾乃木将军》（东京菊香吟出版会，1936）等；一是海将东乡平八郎，有《伟人东乡元帅》（大阪，1934）、《圣将东乡平八郎》（东京，1934）、《东乡元帅景仰录》（东京，1935）等。此时已称东乡为“圣将”，嗣后又将乃木尊为“军神”。显而易见，这是为日本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预作思想动员。这些日本御用文人所写的书已经谈不上学术，完全与甲午战争史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了。
    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有一些正直的历史学家并不愿随波逐流，他们一秉治史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试图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这里举出两本书为代表：一本是田保桥洁著《〈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一本是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
    田保桥洁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从1923年着手研究明治时代的中日关系，重点放在甲午战争之起源至媾和这一时期，费六七年之功，屡加改订，始于1930年成篇。作者自称：“本篇为未定稿，供先辈同学诸氏之高阅。”盖为避讳当世文网之灾，预作退步也。此书虽为非卖品，却迅速流传，不胫而走，造成始料所不及的影响。当时，信夫清三郎还是一个刚过20岁的大学生，读了该书大受鼓舞，立志以此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该书也很快传到中国，于1932年译成中文，改题为《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正式出版（南京书店，1932）。译者王仲廉在书前“小引”中曾说明其翻译此书的原委：“译者于决心译出之前，曾细读一过，觉其立论尚公正，对中日两国现存之公文书及两国当局之记录或秘录，一一阐发无遗。于三十余年后之今日，于日人又进一步重施其故技于我东三省领土之今日，诚一不可不读之书也。此书所叙，纯系日本方面挑起战端之经过情状，为覈实计，易其名曰《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甲午战争究竟是谁先挑起来的？日本军方报告及官私著作一贯宣称：中国济远舰首先在丰岛海面开炮轰击日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田保氏则力驳这一谎言，认为：“济远……不独并未如日本海军方面所言整顿战斗准备，且对于数倍于自己之优势的敌舰队而谓为具有战意，亦属难以凭信。”他指出：“发炮时间孰先？亦不成重要问题。开战之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当时日本国政府称济远首先发炮而开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于清国政府者，大概欲努力将‘日本国起于被动’之概念传布于各国之故欤？”（中译本，188-189页）仅此一点，在当时已为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故王信忠阅读后，大加称许道：“立论公正持平，允称佳作。”（注：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所附“参考书目”，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信哉斯言！
    信夫清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他一生著述甚丰，所主持编写的《日本外交史》上下卷和所著4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已先后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信夫氏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祖父为维新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父亲曾任外交官多年，兼从事外交史研究，后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外交史与国际法。信夫氏秉承家学渊源，又受到田保桥洁的影响，还在九州大学读书期间，花3年的功夫便写出了这部《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此书于1934年10月出版，未料到仅一周便被日本政府查禁。当时在日本学术界，“外务省派外交史学”占有统治地位，而清夫氏的研究正同外务省及军部的观点相对立，自然会遭此厄运。其后，他被迫对该书进行修改，在史学前辈服部之总的指导下，易名《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次出版（东京丛文阁，1935）（注：1994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笔者约请山东社会科学院于时化研究员，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出版的方便，又改名为《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关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其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拙著是在感到旧史学的上述缺陷的基础上，为填补我们的史学的上述空白，对于旧史学来说，是为了使被歪曲了的关于日清战争的叙述向事实真相靠近一步，我所做的一点点努力的成果。”直到晚年，他还回忆说，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译者说明。笔者认为，信夫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也有可商榷之处。如他对“陆奥外交”性质的分析，即是如此。下文还要论及此事。）。确实，信夫氏的成果给日本的日清战争研究带来了生机，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
    再看中国史坛的情况，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在此之前，《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至戊申年刊本）和《翁文恭公日记》（1925年影印本）业已问世。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也被译成中文，易名《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29）。德人佛朗克（O.Franke）著《三国干涉还辽秘闻》（Die Groβmchte in Ostasièn Von 1894 bis 1914,Berlin,1923）同时出版（中华书局，1929）。日人桥木海关所译编的《清日战争实记》中文本，大约亦在此期间问世。此书凡15卷，记述历次战役经过甚详，可补中国文献资料记述有关战事之阙漏。进入30年代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起陆续刊印）、《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影印本）也先后刊印。鹿岛守之助著《三国干涉之检讨》（南昌，1934年印本）第一批外交著作也在此时陆续翻译出版。所有这些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丰富得多的资料，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步骤，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更是野心勃勃，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之际，中华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醒国人，奋起而挽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在缓慢起步之后，甲午战争史研究勃然而兴，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10余年间，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王锺麒（伯祥）著《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1932-1934）、吴兆铭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34）、参谋本部第二厅编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排印本）、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清华大学，1937）、朱国定著《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9）、钱安毅著《甲午战争的教训》（正中书局，1939）等。这些著作篇幅不等，体裁有别，各具特色。如王锺麒著《中日战争》虽只10余万字，却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叙述甲午战争过程的专著。《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也是全面介绍甲午战争的经过及结局，但重点放在军事方面，对历次战役的记述尤为详实，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甲午海战和陆战的专著。《刘永福历史草》则属于口碑史学，由刘永福口述，黄海安记录，后又由罗香林加以编校。其中，有两章专记刘永福渡海援台和势穷内渡情况，填补了黑旗军渡台抗日历史的空白。仅此数例，足以表明进入30年代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比前一阶段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