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1988年在安徽合肥市举行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确定了这一中心议题，看来是用心良苦，从这方面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但实际上要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是很难的。会后编辑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共收论文27篇，其中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人物，所以对他的争论也最大。生前死后，毁誉相随。正由于此，对李鸿章的研究为数可观。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陆续问世的李鸿章传记、回忆录、年谱及有关专著不下30部，分别用中、英、日、德、法、俄等国文字发表于报刊的论文、评论高达400余篇。进入80年代以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做法逐渐少了，研究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力求做到评价恰如其分。虽说如此，见仁见智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许多论者认为，当时他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注：参看张富强《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384、392页。）。所以，有论者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但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放的中国近代化第一炮，恰恰没有放响，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者”。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尤其针对东邻日本，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由于他的避战求和和指挥失当，又是他“最严重的误国大过”（注：姜铎：《略论李鸿章》，《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10、15页。）。从外交方面看，虽然对他也是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自不待言。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李鸿章是误国还是卖国？李鸿章误国说由来已久。当年，张謇参奏李鸿章“主和误国”，即有“非特败战，并且败和”之语，最为人传诵（注：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4年，447-448页。）。其后，洪弃生撰《中东战纪》序，亦称：“清师之败，李鸿章有三误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也……误国深矣！”（注：《中日战争》（续编）12册，378-380页。）那么，他有没有卖国的行为？具体地说，他是否真的接受了俄国人的巨额贿赂？或认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说李鸿章接受了贿赂，“但没有其他实证材料，只有俄方的孤证，没有旁证……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罪责。”（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4页。）也有论者指出：“俄国档案中有着清楚的记载，但是善良的人们仍然不敢相信那是事实。”（注：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5期。）从俄国文献看，此事既见于《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第四章《我与李鸿章的交涉》，又见于《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四篇《关于收买中国大臣李鸿章和张荫桓的电稿》，恐怕很难说是孤证。何况后者多次记述此事，对贿赂过程有着详细的交代，试看俄国驻北京官员寄回莫斯科的两则密电；其一称：“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竭力协助；假使我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其二称：“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204-205、209-210页。）这些密电不可能是虚构的。可见李鸿章这个人物确实太复杂了，今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