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u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间，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