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称唐宋之际（即公元9世纪左右）欧洲迈进封建社会门槛，18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中世纪的起讫判断。严氏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强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大先于西欧，他说：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严氏特意点明：尧舜至周两千载为“封建时代”，而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乃一巨变，从而将“封建”与“郡县”对称，其所说“封建之时代”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 （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综论之，严复所用“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及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他用此一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国、西欧历史中不同时段的近似制度，从而指示了“封建”这一新名运用的合理途径。
    四 章太炎“封建”观的前后变更
    近代学者关注“封建”论题的突出人物还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大体承袭顾炎武，从“分治”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说：“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册，《藩镇论》，p99）他把批评封建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并寄望藩镇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7]（上册，《藩镇论》，p102）
    章氏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能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化消极为积极，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他说：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7]（上册，《藩镇论》，p104）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以来的事实，对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遂作《分镇匡谬》，修改前说。[7]（上册，《藩镇论》，p107）
    综上可见，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该书的面世，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社会通诠》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能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ism的译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