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学者辈出，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征，与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学以及欧美汉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世界汉学版图。
    帝俄汉学：补白与超越
    补白与超越是帝俄时期俄国汉学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自康雍朝起实施禁教政策，欧洲传教士东来受阻，汉语学习条件受到限制。而俄国则从1715年起向中国派出了东正教传教团，拥有了学习中华语言的基地。至18世纪诞生时起，俄罗斯汉学便具有独特的使命和追求。俄国汉学家善于发现欧洲汉学的薄弱环节，利用他们的语言优势和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向欧洲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中国知识，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提高了俄国汉学在西方的声望。
    相较欧洲传教士长期注重翻译阐释儒家典籍以及更重视对中原王朝历史的研究，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则于19世纪上半期利用汉文典籍的丰富记载，完成了对《西藏志》、《蒙古纪事》、《西藏青海史》等一系列地区性综合研究，为欧洲学术界奉献了有关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珍贵著作。19世纪下半期，王西里在比丘林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先后翻译了《宁古塔纪略》、《盛京通志》等文献，著有《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10至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等著作。巴拉第则专注于蒙元早期历史研究，翻译了《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和《皇元圣武亲征录》。至19世纪末，俄国人在中国边疆史地领域的研究成就已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当然，俄国汉学家的补白和超越不仅限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文学、语言等领域也有出色表现。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专论；巴拉第的《汉俄合璧韵编》在学术性和专业性方面均超越了翟理斯和顾赛芬的词典，为俄国乃至欧洲汉学人才培养和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杂哈劳的《满俄大词典》以其丰富的词汇和精准的释义至今仍然受到学界推崇。
    苏俄汉学：成就辉煌
    经历了1917年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知识分子，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汉学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苏俄汉学的研究思想，调整了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建设全新的苏联汉学。而实现从俄国旧汉学到苏联新汉学转变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一位天才的年轻学者身上，他就是被郭沫若呼作“阿翰林”的阿理克院士。阿理克在汉学诸多领域均有不凡建树，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尤为突出，还为苏联培养了大批汉学的中坚力量。阿理克学派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沙畹等法国汉学家开创的微观研究方法，强调汉语修养，重视文本翻译与研究。时至今日，圣彼得堡的汉学家们依然保持着这些优良传统，与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形成鲜明对照。
    苏联汉学成就辉煌，发展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征。“大”是苏联汉学的第一个特点。苏联时期建立了众多中国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如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机构设置完备，研究人员众多，研究实力雄厚。第二个特点是“全”，即在汉学分科之后的所有中国研究领域内，都有苏联汉学家的探索，几乎找不到没有涉足的中国研究领域。第三个特点是“专”，即所有汉学家都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大多穷其毕生精力在某一领域或对某一问题进行长期而深入的研究。除了一些对华论战的文章和书籍外，多数著作显示了扎实的知识功底和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出现了几个汉学世家，几代人都选择中国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第四个特点是社会影响较大。苏联时期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有机会出版，发行量也比较大，尤其是中国的文学作品译本，印数一般都在万册以上，加之图书价格便宜，苏联读者更易读到本国汉学家的作品。当然，由于苏联汉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主导倾向，在国际汉学界自成一体，与西方汉学互动和交流不足，致使其学术影响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