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各国改革的总趋势是消除封建残余势力，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进一步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普鲁士、日本等国改革成功，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土耳其、印度等国改革失败，日益衰落。纵观近代各国改革成败纪录，探求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我们当今改革的历史借鉴。
    第一，当改革成为历史潮流时，顺改革潮流者昌，持消极态度者衰，逆改革潮流者亡。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和资产阶级日益成长，以及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许多国家出现了封建专制的危机，面临着“开明专制”这股资产阶级改革潮流的冲击。因此，欧洲的一批“开明君主”，象俄国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莱西亚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以及意大利、丹麦等国的君主和王公，在加强君主权力和国家统一的同时，让资产阶级分享部分政治权力，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他们国家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俄普奥等国因改革比较得力，所以成效尤为显著。其主要表现为：它们通过开明专制这座改革的桥梁，由封建君主制开始逐步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和转化，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库收入不断增长军事力量明显加强，科学和文化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国家迅速地富强起来了。
    相反，从近代开始没落的前海上霸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其封建统治阶级尚拥有广大殖民地而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并不积极参与这场改革，因而使其国家一直未能振兴。昔日成为东欧强国的波兰，则因其反动统治者顽固不化地死抱着腐朽的“贵族民主制”不放，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结果导致国势衰颓，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所瓜分，落得个亡国的下场。它们的命运与俄普奥等国的命运相比，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不是天意，而是历史对这些反改革者的惩罚。
    第二，改革必须由比较开明而坚定的国家领导人主持。
    改革是一种进步性的社会运动。由于各种条件，包括内部和外部条件的限制，改革的征途常常是曲折而坎坷不平的。它会遇到种种困难与险阻，甚至有中途夭折或彻底失败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富有远见卓识、以国家和阶级利益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勇于革新和锐意进取的开明而坚定的国家领导人，才有勇气和魄力去领导改革的历史潮流。
    彼得在近代俄国的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四种阻力：以索菲娅为首的世袭大贵族、射击军、教会上层保守势力、太子帮。这四股势力都对彼得的改革不满。世袭大贵族主要是对彼得的任人制度不满，反对打破任官贵族世袭制度。射击军主要是对彼得的军事改革不满，反对把亦工、亦兵、亦商的射击军改建成专门从事军事的正规军。教会上层保守势力主要是对彼得的宗教改革不满。反对剥夺教会财产，任命世俗官吏作东正教首领。以阿列克谢为核心的太子帮，代表了各种顽固保守势力，企图推翻彼得政权，破坏改革。彼得为了排除阻力，把改革进行到底，同各种反对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多次粉碎了索菲娅等人发动的政变阴谋。对那些妄图杀害他、篡夺政权的敌人坚决处以极刑。特别是对反对改革、发动未遂政变的亲生儿子阿列克谢也毫不留情。为了改革大业，他大义灭亲，把阿列克谢送交最高法庭，判处死刑，一举粉碎了“太子帮”的政变阴谋。为了避免阿列克谢事件再次发生，彼得于1772年2月5日废除了太子继承法，颁布了新的皇位继承法：由沙皇自己选择理想的继承人。正因为彼得如此坚定不移地排除阻力，他的政权才得以巩固，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改革就会半途而废，付诸东流。
    相反，近代中国、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改革常常受挫，其中重要原因缺乏一个强有力而又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第三，改革者必须善于依靠政权、借助人民力量。
    改革必然引起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并触动旧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因此，改革与反改革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必然遇到种种抵制、干扰和破坏。只要改革者善于利用政权和人民的力量，最终都能越过障碍，绕过暗礁，从而达到或基本达到预期的目的。
    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文官制度改革中，要不要文官制度在统治阶级中引起极大争议。本来，政党分赃给政治生活以极大的消极影响，出现了许多弊端。首先，导致吏治腐败，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成风。其次，引起党派倾轧，政局动荡。再次，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这损害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有利于某些既得利益者。因此，坚持政党分赃的保守势力不时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提出“联邦行政部门的人事问题的解决，主要通过控制进入公职的大门，如果‘前门’能够被控制，‘后门’就会自行消灭”（王锦瑭《美国文官制度的改革》。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企图以此抵制文官制度的改革。1883年，共和党总统阿瑟为了在1884年总统竞选中与民主党决一胜负，决定借助人民这一巨大力量，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结果，在广大选民的支持下，阿瑟再次主持白宫，并逐步改革政党分赃制度。
    改革者必须善于依靠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假若没有政权力量作后盾，又脱离人民群众，其失败命运势在必然。康有为有改革变法之心，却无具体实施之力，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虽然是皇帝，但国家各项事务必须得到慈禧的首肯才能加以实施。加上，康有为不发动人民群众，甚至内心上视人民为反对力量。于是，慈禧脸色一沉，改革者便一文不值。
    第四，改革必须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时机。
    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大久保利通等人看清了当时有利于日本改革的国内外形势，并能抓住这一时机进行改革。这时不但国内百姓对德川封建统治怨声载道，强烈要求推翻它，而且国际环境对日本明治维新也很有利。在19世纪50～60年代，掀起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印度土族大起义、墨西哥反法斗争，英法忙于镇压这些运动，以致无力干涉日本问题。俄国正在进行农奴制改革，美国忙于内战，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忙于自己国家的统一，奥地利忙于同邻国的战争，因而都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干涉日本事务。所以日本乘这个“天赐良机”进行维新，使其改革避免外国的干涉，这是明治维新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可是当时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都与日本差不多的中国，由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没有猛省回头，与日本一样地及时改变封建制度，因而失去了一次有利的改革时机，致使国家愈益贫弱，积重难返半殖民地地位越陷越深，到1898年才来搞维新时早已为时过晚了。18世纪中后期的波兰，也因失掉了一次开明专制的改革时机，结果弄得国破家亡。所以改革时机很重要。要使改革成功，就不可错过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