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动态》（11／91）刊载赵文洪《国内关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研究（1979-1990）》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史学家对西欧“过渡问题”的研究是关注自己时代的产物。这一研究产生了以下思路和成果。
    一、农业劳动者个人力量决定封建制度解体论。庞卓恒认为，社会历史是随着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即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而发展；当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逐渐地获得了新的品质、力量和观念时，也就必然要创造出相应的新的交往形式，新的社会关系。由此，必然要相应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故而，对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原因进行研究时，就应该以农业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成长条件和状况为中心或出发点。他认为，西欧（主要是英国）的农奴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正常年景下可能拥有10-20％的净余率。这使得农奴的自主活动能力有增长的可能性，这一力量的增长，是西欧在11到15世纪之间发生的诸如三百年的垦荒高潮、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等等变迁的根本原因。与庞卓恒相呼应，侯建新对中世纪英国农民物质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作了进一步的估算，并与中国农民力量的薄弱相对比，以说明中国“封建长期”的原因。
    二、经济结构制约论。周光远认为，经济结构是制约“过渡”的速度与方向的力量。14、15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畜牧业尤其是养羊业高速发展，以及工业中的毛纺织业发展深入农村，农业、工业互为市场，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异动。吴于廑先生更进一步探讨了农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问题。吴先生认为，封建时代的东西各国，属农耕世界之耕织结合之农本经济。但是，就中国与欧洲相比，农本经济结构有一重要差异；前者的畜牧业、放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后者，由于（西欧和中欧）土质粘结，农耕很早就使用重犁，需牛甚多，故饲养耕畜甚众；不植棉花，故家庭纺织业主要为毛织，致使养羊甚多；另外，人民有传统的肉食习惯；故而，畜牧，主要是牛羊饲养所占比重相当大。随着农本经济内部孕育出来的商业和城市的媒触在农本经济中扩大它的触及面，毛织与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就会因其比重之大，从常态中突出出来，而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
    三、政治作用论。庞卓恒认为，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宗法性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地主--农民这样的封建结构上，因此，必然把自然经济视为命根子。而西欧的专制君主制是随着商品经济联系加强而产生的，并且是靠着市民--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相互斗争中充当“表面上调停人”而确立起专制权力的，所以一般都实行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策。戚国淦、萧国亮、许丽娟也都对中西重商、抑商问题进行了探讨。杨翰球侧重探讨了15至17世纪中叶，国际航海贸易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极具意义。与中国之贬抑压制、摧残相反，西欧各国大力鼓励、扶持、保护。这一巨大的反差，导致了显著的不同结果。徐浩从社会政治结构特点的角度，探讨了政治作用问题。他认为，英国封建社会时代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多极性、分散性的特点。农民一身兼有三重身份：在村镇里，是村民加国王之臣民；在教区，乃教民。无论村镇、庄园或教区都有权管理和监督他们的行为，但其中哪一方面都不能完全控制他们。加之教权、王权和领主权力往往矛盾冲突，故而他们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四、城市作用论。穆正平指出西欧中世纪城市与东方封建国家的城市有两大不同特点：1、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2、独立或半独立的市民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赵建民认为，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发展的产物。城市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较早。陈昌福则认为，小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是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才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