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推古改革，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对后来的日本历史也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对这一改革进行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老师和同学。
    一
    任何社会改革，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生窒碍，统治集团为了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做的自我调整。它不仅有诸多的国内因素，国际的影响也起着重要作用。古代日本的推古改革正是如此。
    公元六世纪末期，东亚局势的巨变极大地冲击着日本，迫使日本必须迅速做出选择。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出现在东亚的政治舞台上。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高句丽的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新罗迅速强盛，而依附于日本的百济日益衰落。公元562年， 新罗攻占了长期被日本侵占的任那（弁韩地区），对日本统治集团震动极大，甚至钦明天皇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地对太子说：“联疾甚，以后事属汝。汝须打新罗，封建任那，更造夫妇，惟如旧日，死无恨之。”①公元600年，日本乘隋朝与高句丽酣战之机，曾派兵进攻新罗，迫使新罗割让六座城池，但翌年便被新罗收复。此后，日本统治集团曾准备再度侵朝，但因故未能成行。在当时东亚的政治舞台上，日本是明显的落伍之师，在朝鲜半岛的败北，已使其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由于日本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大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输入，至六、七世纪，日本的社会生产力已有明显提高。在橿原市新泽千家的群集坟中，发现了大量铁质的镰、斧、直刀、镞等，说明铁器已相当普及，制作也较为精细，从大陆输入的铁制农具已有很大改进。铁犁开始用畜力牵引，水稻栽培技术也有较大提高，已掌握了插秧技术。水田已不只限于潮湿低地，丘陵坡地也开始辟为水田，施行人工灌溉。对粟、麦等作物的种植也已开始，耕地面积在迅速扩大。当然，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大陆文化输入的结果，尚不能摆脱对大陆先进生产技术的依赖。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因素的增长。广大部民奴隶纷纷摆脱客府的奴役，独立经营，出现了“脱籍免课者众”②的局面。官府的田令为了如期向朝廷缴纳贡赋，以给部民更多自由的方式，拢络人心，增加收入。地方豪族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也采取更易获利的方式，出租土地，收缴租赋，部民奴隶因而转变为封建性的农民。“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于百姓，年索其价”③的封建剥削方式正在发展中。这种封建因素的增长从考古学上也得到了证实。仅橿原市新泽千家，就发现400座群集坟。这些小型墓室内往往埋葬着数名或十数名死者，可能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有工具和武器等随葬品。说明土地私有和个体劳动已相当广泛。诚然，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限，封建因素的增长尚不充分。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萌发的同时，氏姓奴隶贵族日趋腐朽，争夺日甚。他们有的凭恃实力，扩大私田，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④，将大量国有土地据为己有；有的“欺诳敕使”⑤，对抗朝廷，每年秋季，“先自收敛，然后分进”⑥；有的甚至“豪强暴虐，不拢皇风”，“负川阻而不庭，凭山峻而称乱，败德反道，侮慢自贤”⑦，发动武装暴乱。发生于公元527年的磐井之乱就是突出的一例， 统治集团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叛乱平息。
    贵族的争夺，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情景。不堪忍受压迫的人们，纷纷采取各种方式起而反抗，有的逃往外地，有的抗拒租赋，虾夷人甚至集聚数千人暴动，对统治集团打击极大。统治集团只好用恫吓和怀柔的手段，收买其首领了事。
    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局面，迫使日本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决心向先进的中国寻找医治落后的良方，在改革中求得振兴。
    二
    是否接受佛教的斗争，是推古改革的前奏曲。公元552年， 百济圣明王派使节向日本朝廷赠送佛像，以苏我稻目为首的大贵族力主接受，而以物部尾舆为首的大贵族则主张拒绝。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终于587年导致武装冲突， 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率兵诛灭物部氏，佛教在日本地位已不可动摇，苏我氏也因此权倾朝野。公元587年，苏我马子获悉崇峻天皇对其极端仇视，便指使亲信将其刺死， 另立自己的外甥女，敏达天皇的皇后炊屋姬为椎古天皇。推古女帝即位不久，便立博览中国典籍的厩户皇子为太子（即圣德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⑧于是，圣德太子便在这种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开始了政治改革。
    圣德太子以弘扬佛教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他摄政的第二年，便以天皇发布诏书的形式，命令“兴隆三宝”（佛、法、僧）。于是，朝臣百僚“竟造佛舍”。⑨以天皇诏书的名誉，正式表明信仰佛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说明圣德太子要把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也使“苏我氏为之奋斗的宿愿得以实现”⑩从而使其支持改革，扩大改革派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