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世界古代史这门学科在老一辈专家的关心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编写了教材、出版了专著，专业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20世纪就要过去，新世纪就要来临。世纪交替，万象更新，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这门学问显得有些老化陈旧了。
    要想弃旧图新，势必要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只想就古代史的特点问题谈一点初步设想。这是一朵小小的思想火花，但愿能够引起兴趣，进而引出金玉之作。
    一从近代到古代
    历史上的古代社会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人们还是满怀热情想方设法使之还原。考古学家利用现代手段通过发掘再现古代，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认识现存原始民族。这些民族并不是历史上的原始人，但是同后者的文化距离比我们靠近得多。当代原始民族是观察古代生活的窗口。这是直接参与式研究方法。
    另一种是由近及远的循环式间接认识方法。讲史前史，首先讲马克斯、恩格斯以及达尔文、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泰勒等人的发现。他们都是19世纪、20世纪的人，研究史前史必须首先研究他们。讲希腊、罗马史，要讲吉本、格罗特、蒙森、谢里曼以及伊文思等人的发现，他们是18、19、20世纪的人。这样一个学者群建立了一座座知识大门。穿过这些大门，掌握了基本知识和技能，才能穿越时间隧道，进入古代。研究古代的时候，还要不时回过头来和这些作家反复对话，因为他们的成果是古代史研究的学术依托。由此可见，古代史与近代史是相互渗透，关系密切，没有只讲古代的古代史，这是世界古代史的一个特点。
    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使人明智，若学而不思，用之不善，只知背颂别人的原理、公式和结论，也会把人变成思想苍白的低能儿。读书越多越愚蠢，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一是学会尊重事实，因史成论，就是过去说的“论从史出”。这几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一个难处是有史而不能成论，即不能借助史料达到思想受孕之目的。没有思想，只好重复人家的思想。另一难处是激动的时候可能不顾史料发出的指令，用自己的意志扼杀古代的思想，把个人位格看得过重，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了；另一办法是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料为主体服务，研究史料是为了产出思想。有了思想，就会重新搜集、编排和解释史料，做出有个性和创意的文章。从这个意义说，“史从论出”也符合认识规律，具有指导作用。“论从史出”强调思想对实事的依赖性，但未说明思想的反用作，一旦各种“论”产生出来又会对史产生何种影响？“史从论出”强调思想源于实际，高于实际，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重建作用。把两句话结合起来作辩证理解，我们的认识可能会完整一些。
    二从荒诞求新知
    古代史的另一特点是资料方面的双重性质：既有严肃清晰的一面，又有荒诞模糊的一面。严肃性资料含有荒诞成份，荒诞性资料也包含严肃成份。从荒诞的云雾中发现一点真实，是一椿困难而有趣的事。在这方面，欧美拥有一大批学养有素的专家：19世纪的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等，20世纪的詹·乔·弗雷泽，马林诺斯基，弗洛伊德以及列维·布留尔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曾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有了这样的学术依托，我们就有可能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探讨。因此，给出定义便显得很有必要。
    所谓荒诞资料，指看似荒诞，不尽荒诞，一经开发加工，便能释放出某种能量，使人受到某种启迪的那些资料。为便于行文，不妨起个英文名称Absurd Materials，缩写为A·M·。
    A·M·广泛存在于神话传说，原始部落，宗教典籍，以及古今中外各种作品之中，例如产翁习俗，初夜权，希腊的人从鱼生说，中国的女娲造人说，雅典娜的出生，阿马松人，罗马起源的传说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受孕等等。由于内容粗野或情节离奇往往被当作笑料甚至精神废品丢进黑暗的角落，所以又可名为隐性资料。
    以荒诞资料为内容的历史可以称为荒诞社会史。其任务是变古代的模糊为清晰，从荒诞求新知；目的是拓展视野，调整视角，培育勤于思而慎于行的品质，防止将我们还不熟悉、不会解释的事情随随便便斥为天方夜谭。从我们的经历看，这样的武断愈多，我们的自我限制愈多，失误可能愈大；并非一切A·M·都具可知性。欲求新知，就要求多种资料的互证。首先利用严肃性资料（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各种文献）中的荒诞成份证明神话传说中的荒诞成份。当各种资料发出的信号在主要点上大体一致时，就表示它们已在相互印证，相互解释。这时，我们才有理由就某个问题作出某种假定，从三个荒诞发现一个真实。万一不可能三证俱全，也允许凭学识和智慧作出暂时假定，即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