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的上台，标志德国法西斯主义专制独裁政体的开始，从此德国翻开了现代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野蛮的一页。那么希特勒的上台究竟是法西斯的夺权，还是法西斯同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结合的产物？法西斯专政的历史“连续性”又是怎样？为什么德国法西斯主义最富于侵略性、掠夺性和冒险性？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无疑对于德国法西斯上台的阶级背景和法西斯专政的阶级实质的研究将有所裨益。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些探索。
    一
    希特勒的上台不是德国法西斯的夺权，而是纳粹党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相互勾结的产物。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府发表的国家公报写道：“总统已任命阿道夫·希特勒先生为总理”。所以1933年1月30日，与其说是法西斯夺权之日，还不如说是兴登堡的授权之日或是希特勒的接权之日。就这一意义而言，不论在希特勒被任命总理之前，兴登堡、巴本及其幕后势力曾经怎样阴谋策划、明争暗斗，终究还是在诸因素（其中包括具有决定意义的财政、工业巨头上书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内）的作用下同意希特勒上台任总理，这不能不说希特勒上台正是纳粹主义同垄断资本主义和其他反动相结合的产物。
    反动势力之间包括纳粹党内的尔虞我诈，倾轧争斗是绝对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勾结却是相对的。希特勒上台组织的希特勒—巴本—胡根贝格内阁，并不是希特勒自己，而是由兴登堡、巴本等人选定的，因此内阁里的成员，只有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和航空专员兼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两人是纳粹党人，其他都是希特勒不得不接受下来的保守派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副总理巴本、经济和农业部长胡根贝格、劳动就业中央专员京特·格雷克、交通部长保罗·埃尔兹—吕贝纳赫男爵、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外交部长牛赖特男爵、财政部长克罗西克伯爵。这些人正好都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所以这届内阁的阶级实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对于被赶出内阁的民主派，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来说，似乎希特勒被包围在保守派势力之中，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代表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头子胡根贝格，但对于当时据有实权的保守派巴本等人来说，自以为内阁看守成员多数是于他们自己的，似乎他们虽然同意当时跃居国会第一大党的纳粹党头子希特勒上台，他们可以“扼制住”希特勒，按照他们的旨意统治德国。他们都没有想到希特勒上台正是迈开了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第一步。
    希特勒上台之初，他只能在与巴本和胡根贝格约定的范围内行事，无法强迫内阁接受自己的意志，所以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绝对不能满足于这样的联盟，甚至拒绝同中央党（当时纳粹党同中央党联合可以构成国会所需的绝对多数）领袖卡斯妥协，一心借助自己上台后利用国家机器，通过新的选举争得内阁中的地位，一旦纳粹党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那么上述联盟就是多余的了，他就可以放开手脚。于是，他取得兴登堡的同意解散国会，决定在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从这一点也可表明希特勒上台后还没有夺权。所以，希特勒还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巩固纳粹党的地位才能夺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权。尤其在当时的德国，各邦对中央均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而且在有些邦，其中包括最大的普鲁士邦，政权还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由此可见，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的上台还不是他的夺权之日， 而是他的接受权之日，真正的夺权还在他的上台之后。
    那么，希特勒究竟是怎样夺取全国政权的呢？夺权又延续了多久呢？大体上讲，从他上台之日至1934年夏所谓“罗姆暴动”被镇压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希特勒都在全力进行夺权。1923年的“啤酒店暴动”失败，使他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十年后的今天，他首先要打进属于兴登堡特权范围内的国防军。1933年2月3日他应邀参加了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召集陆海军将领在柏林的聚会，乘机发表了他的施政演讲，谈到根除国内的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要建设国防军、夺回政治权力、恢复义务兵役制、无意把军队和冲锋队合并等等内容。他用这番话拉拢国防军领导人以打破军队同希特勒的“僵持局面”，尤其是国防军将领中某些关键人物如国防军部长办公室主任赖歇瑙等人希望国防军在政权里有份，力图把“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国家成分重新平起平坐，并且最终只能在‘代理君主’兴登堡身上找到他们的结合”。①这批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希特勒的这次谈话后全力支持纳粹党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指令国防军“持抢待命”，表面上保持国防军“中立”，实际上完全站到希特勒一边，听任冲锋队在各地开始夺权。
    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德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起而反抗希物勒的上台，全国总罢工的形势曾咄咄逼人，迫使希特勒2月4日催促内阁公布总统签署的“关于保卫德国人民的法会”，禁止一切罢工、集会、游行，镇压风起云涌的反法西斯群众斗争，消除任何敌视和批评现政府的对手，普鲁士作为德国最大的邦成为这一斗争的主要战场。戈林利用该邦纳粹党所控制的警察机构和战斗组织，对德共和其他左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通过巴本说服总统于2月6日颁布“关于普鲁士建立正常政府的法会”，剥夺了尚在社会民主党人布劳恩手中的普鲁士内阁所有权力。在2月间调换了14个大城市警察局长及政府高级官员，安插亲信，于是普鲁士邦先于其他邦落入纳粹党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原德国钢铁工业家协会西北组执行主席路德维希·格劳尔特成了戈林的国务秘书，正是他使纳粹头目进一步打入格劳尔特特别熟悉的鲁尔和莱茵工业集团。2月20日戈林在前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的协助下在国会接见25 名大工业家，由希特勒同他们讨论了政治形势，并向他们保证清除马克思主义工会，建立不搞社会主义实践而热衷于国防的专制国家，以结束党派争吵等等，戈林则表示3月5日的选举乃是“十年内，甚至预计在百年内最后一次的选举”，公开要工业集团给予财政支持，在沙赫特的大声劝募声中，出席会议的大工业家包括原来同纳粹党保持距离的军火大王克虏伯转而大力资助纳粹党，一举凑到三百万马克供纳粹党竞选活动。纳粹党正是这样以蛊惑宣传、政治恐吓和国家机器的压制三者相结合的手段展开了强大的竞选攻势，大搞白色恐怖活动，胁迫选民不受自己所属政党的约束支持纳粹政权，怂恿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作为“辅助警察”从上到下夺权，他们接管警察部门领导权，搜查德共办事处，强令解散社会民主党及其他中左派政党的集会。纳粹党利用掌握着中央电台的优势把几百万德国选民推入了“盲目信仰的眩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