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光荣革命”后，尽管英国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仍是一个国王又登上了王位，其政治权力结构仍由国王、上院与下院构成。但经过这次革命，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发生了大的变化：自中世纪以来始终是由国王来召集议会，1688年则是议会“邀请”国王登位，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⑧所以自1688年后，议会陆续地颁布一系列法律来限制王权，王权的削弱和议会权力的增强成为此后一百多年中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倾向。此时期，尽管英国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步伐是相对缓慢的，但这个调整过程从未中断过。而且到1783年后则步入了政治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普遍称道的“改革的时代”。
    时值英国的改革时代（1783-1868年），正是法国人通过一系列暴力革命谋求社会政治进步的“革命时代”（1789-1871年）。此间，在法国从1789年、1830年、1848年的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参政意识，选举权问题无不成为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英国，则通过立法程序，使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措施层出不穷。⑨其中1832年议会改革和1867年议会改革最具重要性，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对民主选举权的渴求，并反映了英国近代政治稳定发展的过程及特征。通过对两次议会改革运动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统治阶级上层是怎样从用改革防止革命，发展到主动启动改革以促进现代化，改革成了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举权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然而，据统计在18世纪末英格兰威尔士的成年男子只有10-12%享有选举权；从1715年到1832年英格兰威尔士的人口已增长了155%，但获得选举权的人数却只增加了32%。工业革命后随着英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工业人口重镇无议会代表而王室贵族则利用旧选区把持名额的现象更为严重了：1831年曼彻斯特有182000人，伯明翰144000人，利兹123000人，谢菲尔德92000人，这四个城市没有一个国会议员，邓威奇旧选区因海水侵蚀只住着32人，却能向威斯特敏斯特选送两名议员。⑩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也并非发端于社会下层，早在1779年英格兰约克郡地主斯朵夫·怀威尔就发起了郡议会改革运动。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威廉·皮特在担任首相后也曾于1782、1783、1785年三次动议改革。总之，英国革命前议会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改革运动也主要局限在议会内。当法国革命爆发后，具有妥协和渐进传统的英国社会上层，无法理解法兰西大革命，特别是处死法王和雅各宾专政的时代，“改革者被不加区别地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任何改变英国宪政的企图都可能被说成要把英国推向野蛮的雅各宾主义”。（11）威廉·皮特在1789年后迅速地转变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并于1795年敦促议会通过了《取消危害治安集会法》和《实施叛逆法》两项高压法令。在威廉·皮特逝世后，法国革命对英国统治阶级上层的心理影响，使置身于升平时代的利物浦首相（1812-1827在位）仍对改革按兵不动。与此相反，法国革命中民主主义和人权观念却把英国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层的发展，激进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1791年底谢菲尔德建立了“宪法协会”。同时，英国大多数城市都相断出现从属于“伦敦通讯委员会”的工人阶级激进组织。（12）1792年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格雷等人又组织了“人民之友社”，次年开始组织和平请愿运动。当法国拿破仑战争开始后，英国群众改革运动一度走入低潮，战后又迅速复兴壮大，并出现了诉诸革命的倾向：1817年曼彻斯特发生了“织毯者向伦敦进军”的运动，1819年春德比郡爆发农民起义，同年夏天英国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卢惨案”。
    可见，英国选举制度的变革已迫在眉睫，或革命或改革，两者都不是目的，都只是在旧的政治失去平衡时，寻求新发展和新平衡的途径。不同的是革命要打破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改革则是一种上层与下层交融的社会运动。但改革只有自下而上的力量是不行的，议会改革只能由议会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上层起着重要作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经过一代人的心理调适，英国已具备改革所需要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安定的内部环境、适度的民众心理承受力。然而，重要的是在改革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的统治策略时，改革的真正压力必须来自于议会外，必须由议会外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在议会内引起反馈，把议会内改革力量推到权力中心，才能操纵改革。1830-1831年政治形势是极其险峻的：肯特郡农业工人起义、伯明翰政治同盟的集会示威等一系列压力事件，终于使1828年持军功上台而对改革一窍不通的威灵顿内阁倒台，把辉格党改革派领袖格雷推上了首相之位，使英国具备了“国家首脑操纵改革”的可能性。
    既便如此，在议会内改革法案仍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通过的，也就是在革命迫在眉睫之时才实现了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的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文思指出，在1830年11月到1832年6月，英国经历了自1640年革命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说：“近代英国从来没有象1831年秋季那样接近革命，当时内阁成员们甚至怀疑国家的传统制度能否经得住这一压力”。（13）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法案在下院仍是以302对301票的一票之差的险胜而通过的。（14）但是，拥有法案否决权的上院则于10月8日却以199票对158票否定了议案。当天下午德比、诺丁汉就爆发了群众改革运动，英国大小城镇随之骚动，新的政治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连接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格雷首相要求国王威廉四世加封新贵族，以使上院改革派占数量优势，并以内阁总辞职相胁，威廉四世命威灵顿筹组新内阁，遭托利党领袖皮尔反对后，国王只好召回格雷并同意册封之事。事实上保守势力在改革派力量的压力下已开始对改革运动认同。1832年6月当改革法案再次在上院审议时，曾经阻挠法案通过的大贵族自动缺席，法案终以106票对2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
    从长期效应上看，1832年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并非增加了几十万选民和资产阶级获得了参政权。（15）而在于它沿着光荣革命开创的政治妥协道路，在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引进了改革机制，英国人在寻求适合于改革的内外环境时，在调整民族心理抓住改革契机时，在迫使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认同时，在通过改革以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时，塑成了一种独特的变革方式，这就是“这只是一种权力的分享，而不是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压迫”。（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