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1832年改革看，特点之一是，这次改革基本上属于一种以改革制止革命的类型，改革运动呈现为它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下层群众运动的推动：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把改革派格雷政府推上了权力中心；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迫使统治阶级中的反改革政治力量让步；整个改革运动中群众性的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铺垫，由于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在改革运动中的交融，英国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观念传播向欧洲的时代，终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其他国家以流血和暴力革命才解决的问题--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选举权问题。民族没有分裂，民众没有流血，改革却使近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又前进了一步。
    与1832年相比，1867年议会改革有了很大的差别：1、它完全没有以改革防止革命的必要和境况，法案通过时的议会内外的形势都较为平静。2、议会内改革动议的作用远远大于议会外群众运动的作用，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和党魁主动启动改革对改革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两党都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这次改革最先由素负改革盛名的自由党领袖拉塞尔首相提出，最终则由保守党党魁迪斯累里完成。
    在宪章运动三次高潮的推动下，19世纪50年代初统治阶级中的部份人开始考虑给工人阶级上层予选举权，以便把工人阶级束缚在现行政治制度中。1852、1854年自由党拉塞尔首相两度提出把选举权给予年付十镑租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富裕工人。60年代初自由党新秀格拉斯顿有感于北美内战中兰开夏织工没有因失业而冲击现存秩序，又一次倡导议会改革。在此期间，素有反改革恶名的保守党并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其党魁迪斯累里看到议会改革已成为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政党不论其政治信条如何，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才能取信于民众，争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于是他举起改革大旗以改变保守党在两党角逐中的不利局面，在1859年保守党德比内阁短期执政期间就提出了改革法案。1866年德比与迪斯累里作为下院少数派组阁时仍处在困境中。这时，迪斯累里知道在迷茫中徘徊了几十年的保守党意外上台执政，就不能坐等调整政策后的自由党东山再起，为了“使反对党无法在一个显然不可回避的政策上获得声望”，（17）必须“对自由党的动议权采取先发制人之势”。（18）1867年3月迪斯累里又提出更为激进的改革法案，给居住两年并纳税的或银行存款达50英镑并交纳20先令直接税的城镇居民予选举权，把郡县选民的财产资格也降为15镑。7月15日该法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获上院批准。就这样，迪斯累里引导全党迅速促成了1867年议会改革，促进了保守党的复兴，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如果说1867年议会改革是统治阶级上层主动启动的，那无论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而言都不为过。正因为如此，议会外群众改革运动规模甚小，最激烈的不过是1866年7月22日示威者因当局封闭公园而拆毁了半里长铁栅栏的“海德公园事件”。
    1867年改革后工人阶级选民大增，1874年矿工托马斯·伯特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样改革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构架，只是一步步地扩大“政治参与的圈子”，让新兴的工人阶级参与“立法政治”，从而把他们捆在自由党与保守党两大政党的战车上。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也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个通过改革能接纳他们的制度上，迟至20世纪初才成立自己独立的政党。这对于19世纪下半期的政治稳定发展不能不说是个有利因素。
    三
    那么，统治阶级为何能从被动改革走向主动改革呢？近代英国的改革运动为何能一次次地获得成功呢？一般说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国家政治稳定发展的前提，也是统治阶级上层能顺利改革的良好条件，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中叶世界工业文明发端于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岛国，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只有法兰西一半人口的岛国生产出世界三分之二的煤，二分之一强的铁和棉布”。其国民收入按人口计也比邻国高得多。据统计，1860年英国公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32.6英镑，而法国1859年为21.1英镑，德国1860-1869年平均为13.3英镑。（19）
    当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近代英国政治稳定的条件，但仅此并不能保证它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政治改革不紧紧跟上，反而会形成国家政治现代化步伐的相对滞后，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探讨。在近代英国政治生活中，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的两党政治填补了政治权力结构中王权和贵族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近代初期的议会政治中王权为主、上院辅佐而下院权限较小的分权形式，逐渐转变为下院为主、上院权力递减、王权虚设的新的分权形式。而且，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及两党制度的建立，政党又成了下院的脊梁与生命--议会中的两大政党交替组织内阁政府以执掌国家政权。此间近代英国稳定发展、统治阶级上层对改革统治艺术的应用、改革的一次次成功，都与两党制的兴起相关。
    英国的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两党制的兴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各自的发展脉络是很难理顺的，因为两党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反复出现过分裂与改组，隐蔽与复出，壮大与萎缩。尽管两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政治观念不同，但又并非完全对立和封闭，随着英国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两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进行政治观念的调整，致使两党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个动荡变化而利益和政策逐渐趋同的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的分化改组扩大调整与英国政治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政党的变化确保了政治的稳定发展，疏导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奥戈尔曼在《英国两党制的兴起》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正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对不稳定因素的一种反响，它们就有助于使那些对国家现行政治的威胁因素受到限制”。（20）
    近代英国的历史上，政治的不稳定（相对意义）带来政党的变化，从而又疏导了不稳定因素的事例是不乏的。18世纪末在小皮特担任首相后，辉格党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出现了空前的团结，“1784年5月辉格党俱乐部成立，成为促进党内团结和忠诚的政治中心，党内的罗金汉派和福克斯派被一种强烈的观念联结了起来，他们都认为小皮特的上台是违反宪法和1689年的原则的”。（21）因此，直到法国革命前夕，辉格党在上下两院争论重大问题时甚至能集合起120-140个议员。时值英国社会中因受法国革命影响，激进主义思潮和组织最为活跃的时期，辉格党的壮大不能不说是对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然而，面对着对法国革命的态度这个英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辉格党因政见有异很快地分裂了：1790年原辉格党著名政论家柏克发表《对法国革命的观感》，反对法国革命中的民主主义，号召保卫英国的传统宪政，在思想观念上与热情支持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党魁福克斯分道了；1792年辉格党中激进的年轻人格雷、谢里登、拉姆顿等人成立了独立的“人民之友社”，支持下层群众运动；1793年威廉·温德姆等30多个议员又组成了辉格党保守派第三党，1794年6月波兰德和辉格党保守派加入了皮特内阁。这样，辉格党的分裂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国革命时代英国的政治稳定，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