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梭伦从历史实际出发，推行有限度的渐进改革措施，是有其历史功绩的，这也是同他所代表的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要求相吻合的。如果我们是按上文的“适度说”来理解“中庸”的话，说梭伦行“中庸之道”不仅不应苛求古人加以谴责，也用不着为其叫屈辩解。或者说，正是梭伦采取了这种适度的改革措施，既打击了氏族贵族，让平民得到各自不同程度的实惠，又没有不顾雅典当时实际情况“冒进”，“毕其功于一役”，急于“彻底”，才使得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建立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走在希腊各邦的前列，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伯里克利时代，奴隶主民主宪法最后完成，奴隶制经济处于高度繁荣阶段，而为此奠基者，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当首推以稳健、公正扬名于古代世界，被奉为“七贤”之一的政治改革家梭伦这个历史人物了。
    注释：
    ①参见拙作《略论梭伦的品格》载天津《历史教学》1989年第10期；《梭伦与孔子》载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5期。
    ②《论语·尧曰》
    ③参见赵光贤《孔子中庸说管见》，载《孔子研究》，1990年第11期。
    ④《礼记·中庸》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⑥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Ⅺ2。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0-111页。
    ⑧⑨（11）（21）（2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Ⅻ1、2、3、4、4。
    ⑩（12）（13）（14）（15）（16）（17）普鲁塔克《梭伦传》，商务印书馆，（19）、（14）、（14）、（15）、（15）、（15）、（16）。
    （18）参见第奥根尼·拉尔修《名誓言行录》（Diogones Laertius,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ors）第一章第二节。译文参见张竹明译、廖学盛校《梭伦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20）普鲁塔克《梭伦传》（22）
    （23）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24）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25）参见〈苏〉塞尔格叶夫著《古希腊史》第187页
    （26）（27）（28）（2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Ⅻ3、ⅩⅢ1、ⅩⅥ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