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不鲁乞东游记》关于妇女们的义务和她们的工作一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蒙古族妇女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她们用以筋制成的线来缝制）。并把筋劈成很细的线，然后把这些线拧成一根长线。她们也缝制鞋、短袜和其他长袍。还制作毛毡并覆盖帐幕。甚至“照管绵羊和山羊等牲畜”。由此说明，蒙古女性不仅从事手工业生产，还直接参与畜牧业生产。
    畜牧业生计是蒙古人对自然地理、气候等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依靠牲畜的繁殖而提供最充裕的乳肉食物。
    “骆驼、牛、绵羊、山羊；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公马和母马，以致我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余地方能有这样多的马”（22）。可谓“马之群，或千万……亦一代之盛哉”（23）。这就为蒙古军远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马力条件，马张扬了蒙古人的威风，也推动了世界文明。如果评战功的话，为畜牧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蒙古女性完全有资格平分秋色。是她们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成为照亮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半边天”。
    四
    日本学者曾对蒙古国妇女进行了两个月的跟踪调查，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最辛苦劳作的妇女，首推蒙古妇女。“寻常度日，但持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此”（24）。她们挑起全家粗活细活的担子，虽然会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并未试图减轻自己承担的分量。除了动荡不安的战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她们从心底里默许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以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美德。
    古代蒙古人的家庭观念是很浓的，如果说同一氏族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那么同一家庭的人便是如“影儿”一般。成吉思汗生动而深刻地说：
    当吾艰难奔走聚钦时，
    与共患乐而多为效力焉，
    我此如琼珍之金塔国也。
    历经艰难而成天下之中焉，
    当称Hudelnuin Tede之大蒙古乎！（25）
    这里，成吉思汗强调了统一蒙古过程中的征战、生产、生活的到处“奔走”，如此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必须要求一个民族应该子遵父教，弟聆兄言、夫信妻贞、妻顺夫意、尊卑有序，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安宁幸福，国家也才能安定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古代蒙古人对本部落、本氏族的血族复仇义务则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为一个大氏族、大国家，即“全体蒙古人”而战，传统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具体体现在女人们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中。她们除了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外，还更多地独自担当全部家务劳动：家庭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妇女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务上，如准备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管理仆役，看护小孩，这就是她们的日常事务（26）。靠牧业生活，普遍养乳牛和奶羊，挤奶等事皆由女人干。故“妇女之手，都是皮开如树皮，食指指肚有的则开裂”（27）。蒙古妇女劳动相当繁重，且素质很好，少有懒人，曾出现过不少眼光远大，举止大方而庄重的女子。
    妇女们举止端庄，讲究礼貌。非常珍视贞洁，（成吉思汗对证据确凿的犯有通奸之罪者，“男女一并杀头”。）对其夫驯良忠顺。就是在对待丈夫的爱情和义务上也是如此。如：“拔都汗有二十六个妻子，每一个妻子有一座大帐幕，正妻把她的帐幕安置在最西边，在她之后，约为一掷石远，其他妻子依其地位顺次安置帐幕，往往是地位最低的妻子的把帐幕安置在最东边。家庭里总是和睦宁静，人与人相处，其乐融融。因为女人们把不贞看成是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是最不名誉的。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鞑靼人实行多妻制，男人可以随意娶多少妻子，但她们却很少花费丈夫的钱财，相反，丈夫从她们的劳动和经常的职业中得到了数目相当巨大的收入（28）。就蒙古女性的品行而言，“世界上很少有超过她们的”（29）。此外，母亲还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对子女的教育。女性必须知道家中有多少用具？怎样料理生活，进行生产，无论巨细妇女都无不为之操心。如果有朋友自远方来，必献马奶款待，重礼仪，讲友爱。诃额伦夫人折箭训子的故事，被一代代传颂；影子以外无朋友，尾巴以外无鞭子，不要像虎豹自食其子，不要像海青自冲其影，单箭容易折，孤树不挡风……
    在许多社会文化之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论著都肯定了家庭的重要性。在那类论著中，往往都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人们不履行家庭义务，则社会就会失去力量。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网络之中，蒙古女性在这个网络中，“循规蹈矩”，实现了“自我”而“和睦宁静”的“脆弱”的“个体”家庭。就构成了强大、稳定、富有活力的坚不可摧的社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