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扬了“天命论”的观点，否定了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
    按梁启超的说法，19世纪意大利出现“三杰”，完全是个“天意”。所谓“天为意大利生伟人”；①“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②他说，当时上苍为什么要给意大利降生伟人和“三杰”呢？那是因为“天不忍神圣之罗马，恭然暗然长埋没于腥风血雨之里；天不忍数千万文明坚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于他族异种一摘再摘之下。乃于1805年6月22日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玛志尼。……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二年即1807年7月22日，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三年即1810年，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撒尔维亚，名曰加富尔。自兹以往，而千年之冢中之意大利遂苏”。③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因为他把“三杰”降生于意大利说成是上天意志的决定，似乎是由于上天有眼，看到意大利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忍心他们受压迫而同情他们，所以才降生“三杰”来救民于水火的，从而使长期处于封建分裂割据和黑暗统治的意大利苏醒过来，并有了重见光明的出头之日。这种以“天意”去解释社会杰出历史人物出现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与阶级斗争理论和时势造英雄的观点相对立，实际上是在宣扬“天命论”的唯心史观，要人们祈求与等待上苍的解救，听从“天命”的摆布。
    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给我们”；④“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⑤“三杰”的出现并非是“天意”，而是当时意大利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同时列宁还谆谆告诫人们：研究历史人物，一定要坚持“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他说，主观主义者“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⑥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主观主义者。由于他不愿深入分析玛志尼等“三杰”究竟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当时意大利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要求是什么，这个社会环境和革命的社会要求对玛志尼等人的活动究竟有什么密切关系和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而只是满足于用空洞的“天命论”观点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使自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困境。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到1871年以前，意大利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客观社会环境呢？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特点看，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迅速发展和最后确立的时期。可是根据1815年英俄普奥等列强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意大利被分为8个封建小国：由奥地利统治其北部的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并控制着其中部的托斯卡纳、帕尔马、摩登纳、卢加等公国；由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统治其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两西西里王国）；由法国控制其罗马教皇国；只有撒丁王国是个独立国家。因此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使其人民遭受无数的苦难：
    第一，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外族的专制统治，扼杀了意大利民族的生机，给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外族统治者和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的自由被剥夺、革命者和爱国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王国，对于不久以前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施加无情的迫害，争取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斗士有几百人被处死刑，成千上万被投入监狱和送去服苦役。”⑦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使意大利人民无法容忍。
    第二，异族压迫与封建割据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其广大人民遭受沉重的剥削。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意大利农民除受地主的对分租剥削外，还要给地主服劳役和奉献肉类与蛋品，并须向外国统治者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磨粉税竟高达粮价的20%。⑧奥国向伦巴第一威尼斯人所征收的盐税居然超过盐价的10倍。它在这一地区所征收的各项税收总额，就占其全帝国国库收入的1/4以上。这样，使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推翻异族统治与各邦封建制度，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第三，封建分裂造成意大利各邦之间关卡林立，法律、货币和度量衡不统一，极大地阻碍了彼此间的商品流通，使统一的民族市场难以形成。例如从波河上游运货到下游虽然路程并不很长，但沿岸要纳21次关税。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对国家分裂与外族统治，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与成立近代民族国家。就象加里波的所说的那样：这时在整个意大利半岛，“大家都捐弃了党派之间的仇恨，忘却了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嫉妒；再也不分谁是米兰人，谁是佛罗伦萨人或是波洛尼亚人，因为大家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唯一操心的神圣事业就是祖国”。⑨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⑩而且，“意大利的分裂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11）
    正由于当时意大利处于这样一种客观社会环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类锐，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去领导自己进行斗争，以便扫除外族统治与封建分裂割据，完成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因此“三杰”顺应这一社会时代需要而出，成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也不是什么“天意”的决定。正如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2）恩格斯也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13）列宁更是强调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14）
    所以，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三杰”出现于19世纪的意大利决不是梁启超所说的什么“天意”，而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时代前进的需要，意大利统一运动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事实上，他们只是顺应了时势发展的要求和合乎于人心的趋向，成为这时意大利革命潮流的产儿的；如果当时意大利没有玛志尼等“三杰”出现的话，也会有另外的人来代替他们出现的。由于梁启超视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为“天意”，并公然否定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认为“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15）因此，他自然无法阐明当时意大利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根源，认识不到“三杰”的出现和活动正是由于受到上述社会环境决定的缘故，从而势必歪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