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创造的。他不光说新意大利是“三杰”创造的，而且认为新法国是孟的（德）斯鸠和卢梭创造的，新英国是“巨人”克林（伦）威尔创造的，如此等等。所谓“非有孟的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 （53）“无克林威尔，则英国无复今日之帝国主义。克林威尔者实英国群雄之雄，而盎格鲁撒逊民族独一无二之代表也。”（54）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甚至由此推而广之，得出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结论：“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之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55）故“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56）“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57）其意思是说：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强国，都是由一两个爱国者和英雄人物缔造起来的；没有豪杰就没有世界；世界的历史就是英雄的传记。所以他称颂英雄豪杰为“先时人物”和“社会之原动力”，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只能追随极少数英雄人物而转移奔走趋附的“群氓”，并抹杀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
    很明显，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都是英雄创造历史，都是英雄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英雄决定历史的命运，都是英雄主宰人民群众，而且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都只有依靠某个上帝特选的英雄才行。用我前面所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看法，所以他如此卖力地宣扬英雄崇拜，要人们相信英雄、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对他们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58）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也相信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他也极力宣扬了救世主和英雄崇拜。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为了使中国变法图强，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一面期望中国得到上天的保佑，降生象意大利那样的“三杰”到中国来实现这一变革，说什么：“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59）“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60）故“吾今欲祝中国之为新中国，吾不得不虔祈彼造物者，乞诞若三杰其人于我中国。”（61）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62）他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认为中国义和团运动是出于“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而被野心家用之以“倡乱”，并诬之其为“团匪”和“拳匪”，（63）等等。其史学观点的这种矛盾现象，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它既想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发展资本主义，又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去推翻清朝和外国侵略势力，而只是希望清朝统治阶级实行维新改革与救亡图存而已。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它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粗暴地歪曲了历史，抹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有害于人民群众去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他们之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不利于他们去发现历史的首创精神与革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时说，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要人们崇拜天才，相信社会“应该由贵人、圣人和智者来统治。”（64）马克思还说，有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65）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不仅在辛亥革命前有害于革命的组织发动，有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也是不利于我们去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和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因为“‘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66）列宁在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经引用《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去论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争取自身解放的作用：“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67）无容置疑，这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豪言壮语，也是对英雄崇拜思想的有力批判。
    最后加以概括，本文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与梁氏《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上述唯心史观相反的结论：（一）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不是“天意”，而是其统一运动的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二）虽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但其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尽管“三杰”对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有功，但他们都受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有缺点和犯过不少的错误。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扬弃梁启超上述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坚持以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研究意大利统一运动史以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且全面正确地评价玛志尼等一切历史人物。当然，梁氏“三杰传”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充满激情与具有魅力的文字表达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5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②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专集之2。
    ③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