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40）在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玛志尼、加里波的作为青年意大利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和加富尔作为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自由派领袖，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发挥了革命的宣传组织与领导的作用，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不朽功绩。这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应当尊重事实，不能因此而贬低和抹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发挥出来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革命“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41）“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42）所以，梁启超无视意大利人民的上述革命历史作用，而主观片面地宣扬“三杰创造了意大利”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事实上，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参加和努力奋斗，意大利单单靠“三杰”和资产阶级决不会把统一运动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打倒外国侵略势力与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可见，是人民群众争得了意大利的独立，并把祖国的统一完成了。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全世界人民都向他们表示出兄弟般的关怀，都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从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等各个方面予以无私的援助。所以意大利统一能够获得成功，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意大利人民一直铭记着全世界人民对其民族独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对其国家统一所建树的千秋业绩。
    三、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宣扬了英雄崇拜
    梁启超不独宣扬了“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史观，而且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他说：“要而论之，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43）这分明是言过其实，思想上的绝对化。而事实上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往今来，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缺点、一生不犯一点过错的人呢？所谓“圣人”、“贤人”如此，英雄、伟人如此，意大利建国“三杰”亦如此。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44）“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45）梁启超在评价“三杰”的问题上，正是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由于他过分地崇拜“三杰”，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所以他看不到“三杰”的缺点和错误，以致将其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甚至把他们视之为人世间的“造物主”，从上天降到凡间来的“神”。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三杰”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比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就曾多次打击、排挤与压制过民主派和革命群众。同时，他还低估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强调与欧洲一些大国结成联盟。他为了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和威尼斯而与法国结成军事同盟，取得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甚至在1858年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而同拿破仑三世签订《法撒密约》，答应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结果，在1859年法撒联合对奥战争中被拿破仑三世所出卖：法国中途退出战争而与奥国单独媾和，使撒丁王国只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而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了法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就曾严正指出了加富尔的这一历史过错。（46）
    至于玛志尼和加里波的的主要错误是，他们往往缺乏对革命形势的冷静分析，对人民的力量认识不足，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够。他们甚至在尚未出现革命形势、还没有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只是依靠少数人随意发动暴动。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曾给意大利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的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特性。马克思还特别批评了玛志尼忽视农民利益的错误，他说，玛志尼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意大利农民，因为使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47）
    再说，意大利“三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领导革命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使意大利摆脱异族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使意大利人民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由上足见，“三杰”也有过错和局限性而不是什么“完人”，他们的一指一发并不都有崇拜的价值，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梁启超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杰”，把他们看作是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救世主”，把他们神化，因此很自然地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超乎于一般常态和情感的崇拜心理。他说：“余为三杰传，乃始若化吾身以入于三杰所立之舞台，而为加富尔幕中一钞胥手，而为加里波的帐下一驺从卒，而为玛志尼党中一运动员。彼愤焉吾愤，彼喜焉吾喜，彼忧焉吾忧，彼病焉吾病。”（48）可见其崇拜“三杰”竟然崇拜到如此狂热的程度。其实，他岂止崇拜“三杰”，他甚至几乎崇拜世界上的所有英雄豪杰。他说：“欧洲近数百年，……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49）他在其1903年所写的《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中，还罗列了他所崇拜的许多英雄。他说：“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华盛顿，吾拜林肯，吾拜格兰斯顿，拜其为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维廉额们，吾拜噶苏士，吾拜玛志尼，拜其为失败之英雄也。……若夫克林威尔之历史，则披肠沥脏以捧现于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体投地拜之。”（50）
    梁启超为什么会产生崇拜英雄的唯心史观的呢？原因是：第一，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以前，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文臣武将的传记，这对自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和熟读经史的梁启超来说，难免不受到其深刻的影响。他在其1899年写的《自由书》中就这样说过：“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51）第二，梁氏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不可能摆脱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也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真正动力，因此，他很自然地要拿极少数“英雄豪杰”的活动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动力。第三，他深刻地受到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1795-1881）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因为梁氏本人就曾这样写道：“国民不可不拜英雄，此英国诗人卡黎（莱）尔之言也。卡黎尔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为之解靴纽。质而论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烃耳’。嘻，殆非过言，殆非过言。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