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行业的收入
    中世纪后期教皇的财富可以和欧洲任何一个富有的王公相比，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教廷金库，教皇与那个时代最富有的银行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主要经营银行业，它替教皇在西欧各国管理巨额资产，办理汇兑，向各地的主教、修道院长提供贷款，也接受他们的存款。美第奇家族灭亡之后，教皇又找到了替代美第奇家族的新的银行家--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由于教会明令禁止谋取利息，教皇从银行业中获取的收入或许不如其他来财之道。对此项禁令，有的人奉若神明，有的人却置若罔闻。英诺森八世时曾在罗马设立一个专售赎罪券的银行，不管怎样，富有的罗马教廷给美第奇和富格尔家族带来了极多的财富，而教皇从中获得的间接利益也是可以想象的。
    1462年，染坊业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原料--明矾矿在教皇国的托尔法被发现。这一发现，成了15世纪教皇最珍奇的也是一项获利最大的财源，在为开矿而组成的公司里，教皇成了重要的入股者。每年教皇从明矾矿中得到10万杜卡特的可观收入。④
    上述各项总和构成中世纪后期教皇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的数额是巨大的。那么，它给教廷及当时的欧洲社会带来了哪些后果和影响呢？
    二、教皇敛财活动的后果和影响
    中世纪后期教皇敛财活动对教廷及当时欧洲社会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客观上积极的一面。
    首先，它直接促使了阿维尼翁的繁荣。阿维尼翁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普罗文斯省，紧靠法国边境。罗讷河水流经此地，在教皇迁居阿维尼翁之前，这里及其周围地区处在法国的控制之下。由于阿尔比战争的影响，该地一片凄凉。1308年，教皇的宫邸迁到阿维尼翁。教皇的光临给阿维尼翁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阿维尼翁充塞着公职官员--红衣主教、财务官、秘书、教士、公证人、掮客、信使、警察、士兵，以及不断来访的各地主教、修道院长、领地诸侯。他们拥有成群的扈从。教皇也有近300个高级神职官员作为随从，他们每人又都有自己的一批随员。此外，为躲避战乱，许多人也迁居到这里，其中以法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最多。居于阿维尼翁的犹太人比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更受保护，因为教皇赏识他们名扬四海的理财能力。由于人口膨胀和需求增加，阿维尼翁的工商业也随之勃兴，几乎没有一项行业不在这里经营。来自几乎全欧每一个国家的外国商人，在阿维尼翁设立了他们的代办处和商品仓库。依托阿维尼翁便利的交通，商人们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布鲁日买回当地货物，并把它送往能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地方。所有这些工商业的发展给阿维尼翁带来了巨大财富。14世纪，阿维尼翁以三大富商而夸耀于天下。但是如果认为阿维尼翁的主要财富来自工商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工商业的繁荣只不过是结果。教皇驻在地的繁荣来自教皇的金钱收入，它就象一条金河，从每一个天主教国家源源流入阿维尼翁。哪里有黄金，商人就云集在哪里，充足的金钱不仅把阿维尼翁造成信贷业和银行业的中心，而且使它成为无所不包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买卖市场。如果将这一时期的阿维尼翁与混乱、贫困的罗马经济状况做一比较的话，其鲜明的对照令人吃惊，同时可从反面来证明，教皇的财富在阿维尼翁商业繁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阿维尼翁商业的繁荣对中世纪后期北部意大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班牙、布鲁日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起到推进作用，这一点可以从阿维尼翁与上述地区频繁的工商业活动中得到证实。
    其次，教廷拥有的巨额资金成为欧洲新兴资本主义的一个贮藏所。11、12世纪复兴的欧洲城市工商业，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刺激，其规模迅速扩大，货币经济逐渐取代昔日的自然经济，新的经商形式不断涌现，银行业便是中世纪后期众多经商方式的一种。意大利北部诸城市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拥有大量资本，手里掌握巨额资金的教廷便成为商业钻营者垂涎的对象。在中世纪后期，与教廷发生财政关系最为成功的当属著名的佛罗伦萨城。
    佛罗伦萨城经济繁荣主要依靠银行业和制呢业，它的高利贷资本因为教廷存款、在各国征收教会税、向各国统治者贷款而大量增殖。中世纪后期，教廷所拥有的巨额款项被委托在佛罗伦萨的银行。历任教皇特别惠顾佛罗伦萨银行，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教皇的保护政策实施很早，13世纪，针对外国商人试图否认他们向佛罗伦萨所借债务的企图，教皇格列高里九世就发表一条声明：对佛罗伦萨人，债务人必须履行契约。可以说早在13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就确定了与教廷的财政关系。15世纪，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银行充当了教皇御用银行家。教皇的一切财政事务全部委托给美第奇家族的罗马银行办理，罗马关税全都包给他们，他们还拥有托尔法教皇明矾工场的特许权。借助教皇的巨额资金及其羊毛贸易利润，佛罗伦萨通过其几乎遍及全欧的组织完善的经营机构来扩大其银行业务。到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银行业务就已经发展到控制整个基督教欧洲的信贷。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不仅将他们自己的利润投放于商业，经手征集教皇税收，而且还作为教廷代理人经营教廷巨额剩余资金的投资，这种投资超出了纯粹的高利贷业务范围，已变成为流动的增殖的资本，体现出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投资的后果不仅给佛罗伦萨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受资者当地的工商业发展。在这里教皇的庞大资金，经过佛罗伦萨银行家之手已经间接地对实业进行了投资，换句话说，教廷的货币已经成为新兴资本主义的一个蓄水池、贮藏所，具有近代实业投资的意味。当然，我们不可过高地评价教廷资本的作用，如果没有欧洲工业和商业的崛起，教廷的“蓄水池”只能是死水一潭，在“蓄水池”与近代产业的关系上，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即：注满这个大水池源泉的是新兴的工业和商业。
    再次，教皇的财富助长了奢侈腐化之风，降低了教皇在整个西欧的威信，促使宗教改革的出现。近代学者对包括阿维尼翁教廷在内的中世纪后期教皇的指责，除了捐税太多以外，恐怕就是贪得无厌、奢华腐化、道德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