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皇历史上，约翰二十二世是以为教廷聚敛大量财富而闻名于世的。他在位18年间，前后搜刮了450万金币，据说这个数字可能偏于保守。克雷门六世在位11年，搜刮了近200万金币，二十几名红衣主教每年剥削收入总和与教皇每年剥削收入相等，远远超过当时欧洲世俗君主的剥削收入。巨额财富的拥有助长了教皇们奢侈之风，克雷门五世登位宴会花费了1.5万金币，约翰二十二世每年仅衣装费用一项便花去3100金币，后增长到1.25万金币，当时教廷雇用的粗工收入每年工资为20-30个金币⑤。从这组数字的对比中可见教皇生活之奢华。
    14世纪以后教会的另一普遍现象是神甫娶妻纳妾，由此社会上涌现出一批私生子，教皇和主教为私生子施恩，不将他们看作私生子，这样私生子公开分享教会产业收入之事已视为正常。反映教会道德沦丧的另一史料是14世纪的战争、瘟疫之后，许多妇女迫于贫苦而被迫入修道院当修女，结果，女修道院成为神职人员的妓院。16世纪方洛各修道僧多玛·慕纳揭露：在女修道院里，生孩子最多的修女就当上了院长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薄伽丘在其代表作《十日谈》里对神甫、修道僧、修女的无知、贪婪、虚伪和淫乱给了无情揭露和辛辣嘲笑。教会的搜刮、腐化与堕落以及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教会大分裂都使得教皇在整个西欧的威信不断下降，这种势头继续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不可避免。
    最后，教皇拥有的巨大财富激起了欧洲各主权国家君主的不满和觊觎，在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斗争中，君主国家逐渐占居了上风。
    在中世纪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欧洲各地基督教会的财产在其所处的王国内是独立的，并普遍享有免税。对教会征税的特权只属教皇，这就意味着每年巨大无比的财产将源源不断流入教廷。14世纪以后，随着西欧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力的增加，王权已不能容忍教廷拥有获取财富的特权了，为了支撑军队和政府的庞大开支，独立王权不断增加贡税，而且把征税的对象主要对准教会领地。在法国，围绕着征税与反征税问题，国王腓力四世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导致了卜尼法斯八世被废和1308年教皇驻地由罗马迁到阿维尼翁。在法国，教会和教职人员被强制征收了巨额税款，拥有大量财产的圣殿骑士团被解散，这一切不仅使法国拥有了不同寻常的财力，而且也使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事实明朗化。尽管阿维尼翁时期及以后历任教皇都通过不懈的努力来重振教皇的权威，但是，教权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中世纪后期，教皇在征税问题上，对拖欠税款教士冷酷无情的手段及其奢侈腐化的行为也使教皇深深地失去了民心。
    康茨坦丁会议（1414～1418）后，过去天主教大一统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世俗君主控制本国教会的趋势非常明显。西班牙教会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独立性的天主教会；英国自享利七世到亨利八世时（1485～1547），以基督教国教化为开端，开始步入脱离罗马教廷的进程；在意大利，教皇也逐渐退居到小君主的地位了；只是在德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致使它仍被教皇所控制，繁多的征税、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使得宗教改革运动最早在德国出现。宗教改革后的德国，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教皇势力大为削弱。
    三、几点思考
    如果对抱有罗马正统观念的西方史学家及我国出版的一些关于教会历史的著述稍加留心的话会发现，两者对中世纪后期教皇敛财活动的评价有近乎相同的观点：滥征捐税、贪得无厌、道德败坏，特别是阿维尼翁时期的历任教皇更甚。如果把中世纪后期教皇的敛财活动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一个深入的考察，所得的结论或许会比上述的谴责要温和一些。
    就当时教皇的征税问题而言，13世纪以后，欧洲的社会经济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货币经济已大体上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新的财富的出现需要设立新的税收种类和新的征税机构。西欧各国政府相继修改了其税收和财政章法，当然这种变化在教会管理上也发生了。教廷迁居阿维尼翁时期，捐税大有增加，这是因为此时教廷在意大利的地产收入大多断绝，法王腓力四世的强硬政策也使教廷在法国的税收总额大为削减。但具有国家实体性质的教廷，其开支却并未因此而缩减，维持教廷庞大开支的主要途径就是靠增加税收，“必须理解，教皇的这些杂税只不过是教会管理体系的本性所决定的，并且是在教会统治的实践中完全合法地发展起来的。人们可以批评征收这些税的方法常常过于极端，也可以抱怨行政当局在强制征税时的腐败--对这一切，教皇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杂税都是合乎教会法规的。而且对于控制和支撑整个基督教会也是不可缺的。”⑦
    谈到教廷的开支，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给我们提供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时，教廷财政预算项目，它们是：战费、维持费和应酬费、救济费、马厩费、艺术费、图书馆费。关于救济费支出，理查德·罗尔指出：用以救济的物品和劳务的消费量很大，而且在公共总消费中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其他机构具有完成这个职责所必要的财富，无所不在的机构和行善的意愿⑧。这说明中世纪后期救济费方面的开销是较大的，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皇还曾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在公共建筑--规模宏大的教堂、贮藏书籍的图书馆以及支持人文主义者开展学术研究⑨。理查德·罗尔对建筑宏伟教堂及修道院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将它看成是一种投资，而不仅仅是消费，并且还指出了修建宗教建筑的经济含义。
    关于教廷的腐化和道德沦丧，汤普逊指出：“当人们从12、13世纪进入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和近代头一个世纪，惬意但又荒诞不经的‘进步’信条引起了巨大震动，这几百年间的数代人在荣誉感、优雅礼貌的举止、仁慈心、对个人或对社会的责任感、容忍和克制力以及对生活奥理的虔诚等方面，比他们的前辈低劣得多。道德水平象物价和财政收入一样极不稳定，有时似乎已堕落到崩溃的边缘。任何社会阶级都难免受此毒害，无论僧侣还是俗人、国王还是朝臣、男爵还是神父或市民，都不能与前一时代同阶级的人们的品性相媲美，1300～1600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⑩可见道德水准的下降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它不仅局限于教会阶层。因此，应把中世纪后期包括教皇在内的僧侣阶层的腐化、堕落这一现象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