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标志着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用法国历史学家让·格兰尼松的话说，年鉴学派“试图把自己从‘实证主义’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以便于争论。”⑤可见年鉴学派是在同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新史学的诞生并未马上取代传统史学，而是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且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50年代，与逻辑实证主义为历史主义学派所取代几乎同时发生，也说明了当代科学的相互联系性与整体性。从年鉴派最初的纲领和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科学哲学发展所留下的痕迹。年鉴派主张“一是向历史学家提出课题纲领；二是致力于朝最深的层次探明社会现实，以社会集团取代个人，以深层结构（经济、人口、心态）取代由政治决策和官方机构所体现的行动或公开表明的意图，以缓慢的演变或长期存在的因素取代事件和短暂现象。”⑥这种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于整体性、科学性的要求，表现了科学迅速发展，“范式”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条件。布罗代尔形象地把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解释为长时段。他说，历史学家应把时间分为三个重叠的层次，即最上层是五光十色的事件，中间是广泛波动的局势，最底层则是变化极慢，几乎静止的运动。他把这一运动称之为结构，结构的变动从长时段不易察觉，但却改造着社会和文化。由此，年鉴学派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同传统的决裂，不仅表现在思想与观念上，同时还在于从现代科学中汲取适用的方法论武器。于是年鉴派提出：“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查阅其他资料，而且还应该改变论述的方式：以‘问题历史’取代‘故事历史’和叙述历史，不再描述一连串的事实（讲述事情发生的始末），而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求事情为什么会如此）”⑦。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亨普尔所说的科学是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不谋而合。从马克·布洛赫的《国王与农奴》、《神灵的国王》、《法国农村史特征》以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划时代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其研究中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长时段等等，使年鉴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中已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也表明，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迅速扩大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能力与范围，同时也使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能力得以迅速发展。对于这一点，年鉴派学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一直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强调应该在“考虑精神世界的条件下研究科学知识的演进”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