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王利华先生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的《古代华北水力加工兴衰的水环境背景》[1] 一文，读到如下观点：“东汉以后华北水利加工逐步发展，至唐代一度出现兴旺局面并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意义的产业，而五代以后却逐渐衰退，在明清时代竟至完全衰落。导致明清时代华北水利加工业衰败的根本原因乃是当地水环境不断恶化，水资源日益短缺，使其逐渐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对于明清时代华北水利加工业的状况，作者这样分析：“在明清文献中，至今尚未找到一条关于华北水力加工的记载。由于我们无力遍检明清所有文献，因此不敢断定水碓、水碾和水硙在明清华北地区已经全无孑遗；但是，从我们有选择性地查阅过的文献中没有发现一条相关记载的情况来看，曾经一度相当兴旺的水力加工，在明清时期的华北地区已经彻底衰落，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笔者以为，“明清文献”若包括方志在内，则不至于出现找不到一条关于华北水力加工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通观文章作者所运用的史料，主要集中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对于山西丝毫没有涉及。作者是否以为明清时代的山西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水力加工业存在呢？在没有完全占有史料，进行深入调查的条件下即得出明清时代华北地区水利加工业已“彻底衰落”的结论，未免有失严谨，也不符合治史者“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
    对于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水环境，作者则有如下论述：“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种种自然和社会原因，华北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变迁，水资源条件也日益恶化，湖泽淤废，泉水枯竭，河流枯浅甚至断流，连本区最大河流--黄河从元代开始也出现断流现象，明清以来黄河断流越来越频繁，如今更差不多成了一条季节河，华北终于成为一个严重缺水地区。”很有趣的是，作者描绘的明清时代华北水资源环境似乎就是现如今华北现实情况的“翻版”。我们不禁要问：明清时期华北的水资源状况究竟出现何种情形，已“恶化”到怎样的地步，作者所言是否有“言过其实”之嫌？有鉴于此，笔者很想搞清楚的是：明清以来华北地区的水利加工业到底经历了何种际遇，其发展和衰亡的原因究竟应作何种解释？
    近些年来，笔者主要从事明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关系体系问题的调查研究，实地走访了山西众多传统水利灌区，对其中大量存在的水力加工尤其是水磨业的兴衰演替状况颇有所了解。山西作为古代华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明清以来的水环境变迁状况及水利加工业的发展状况与王先生所论颇有所不同。为此，笔者欲以山西地区为个案，对王文中的部分观点加以修正和补充，并求教于方家。不当之处，尚祈批正。
    一、明清以来山西水环境总体特征
    明清以来的山西水资源，无论在类型、数量和总量上来看，均较历史时期有极大的减少，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点已经为多数前辈学者所证实，① 不再赘述。然而，明清时期山西甚至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水环境总体特征，未必就是一些研究者所运用的“恶化”“极度缺乏”等词语所描述的那样。② 与历史时期相比，明清时期山西广大农村社区更为常见的是县与县、渠与渠、村与村之间为争水而不断发生的水案，数量骤增。水案的频发和绝对数量的不断攀升固然与水资源的短缺存在内在关联，但是分水技术、水利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占有方式以及村社宗族等因素导致的水资源无法合理有效配置可能是导致水案发生的直接因素。退一步而言，水案的频繁发生至少表明当时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水资源可以争夺。如果河水断流，泉水枯竭，湖泊湮废，那就根本不可能谈及对水资源的利用，更毋庸论及争水了。
    换个角度言之，明清时期山西的水资源状况与现在相比，仍然要优越许多。山西省境内最大的汾河，直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通航能力。处于晋南地区的绛州，明清时期就有“北代南绛”之称，工商业相当发达。来自晋东南地区制铁基地阳城、晋城和荫城的铁货就是经陆路运送至该地后装船，通过水路输送至陕西关中等地进行交易的。汾河自山西中部地区一路南下，在汾河谷地两岸自古就有引水灌溉的传统。直至清末光绪年间，尽管汾河水文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来水量减少且沙化严重，但是“八大冬堰”灌溉晋中盆地二十余万亩良田的状况表明直至清末引汾灌溉仍然是山西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地方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常常对此视而不见，一味从气候干旱、森林植被破坏的角度来强调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将问题绝对化，夸大化。似乎明清时代的山西甚至华北的水资源已经严重匮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水稻种植、水磨加工业不得不面临衰退的命运，这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
    据调查，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汾河水量依然很大，沿岸有渔民专靠捕鱼为生。汾河两岸的水稻种植也保持着较大规模。大槐树移民的故乡洪洞县，有“水包座子莲花城”之誉，表达的就是洪洞县历史上所具有的田园风光。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故乡阳城的获泽河(沁河的支流之一)仍然有河水四季常流，孩提时在河畔嬉戏、洗澡的那派和谐与情趣至今犹历历在目，河水断流也只是最近短短二十余年间才出现的。据地方水利人士介绍：河水断流是由于打深井、挖煤窑，乱采乱挖导致水源补给破坏所致。上个世纪60年代创作并广为传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汾河水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恐怕也并非溢美夸大之词，而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③ 这些回忆和歌曲使我们很难想像明清时代山西的水资源环境究竟会恶化到何种地步？笔者以为：尽管明清时期山西水资源不如历史时期丰富，④ 但是各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仍能够维持起码的平衡。民国年间汾河沿线诸县的引汾灌溉仍相当普遍，并未因水量的减少及泥沙化现象就不再发展水利。不同的只是发展水利所消耗的社会成本较以往更高，对水利技术、水利管理的要求也提高了而已。这种生态环境与现在相比仍是非常良好的。
    事实上，明清两代山西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达到封建时代最全面、最发达的程度，境内主要河流及其泉水资源普遍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利用。据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统计，明代山西共兴修水利工程97项，清代156项，共计253项；而毗邻的陕西省明代只有48项，清代38项，共计86项；河南省明代为24项，清代84项，合计108项。两省总和较山西一省仍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