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下临汾龙祠泉的水硙情况。龙祠水利开发始自西晋。早在唐、五代时期，当地人就已开始利用泉水的落差，使用水磨、水车，用来磨面、碾米、提水和榨油。由于泉水流量的基本稳定，不但保证了临汾、襄陵数万亩水田的灌溉，而且各河上鳞节栉比的“水硙”也成为该泉域一项重要产业。直至1952年，全渠93盘水磨仍然保持着经常性转动，平均每盘磨一日磨麦6石，共可磨麦子558石，供给临、襄二县汾河以西十几万人民食用。在夏季灌溉用水较多、磨面也较多的时期，很多水磨将水量减少，把水集中到磨河沿渠20余盘水磨上，仅十余天时间即可把20万石麦子磨成面，可见斯时水磨运行效率依然十分显著。对于龙祠泉域内任何一个村庄而言，平均拥有3-5盘水磨是很正常的现象。前述山西其他泉水灌区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就表明：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在广大泉水灌区并未因河湖演变、人口增长，土地增加、森林植被减少、气候干旱等影响走向彻底衰败。恰恰相反，上述地区的水磨业在明清时代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数量，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境内南北诸大河如桑干河、滹沱河、汾河及其支流涧河沿河也有为数不少的水磨，一些地区甚至自明代以后才开始发展水力加工，这至少可以表明：明清时代的山西地区仍有保证水力加工用水需求的基本能力。以位于桑干河源头的朔县神头泉为例，自明万历末年才由当地名宦、受魏忠贤迫害而赋闲在家的八府巡按霍英提倡始得以利用，水磨油坊先自霍家庄办起，随后在神头、司马泊、小泊、马邑、水磨头等沿桑干河源头的村庄陆续兴起。最多的时候，水磨达万座，油坊150多个，兴盛达360余年。由于油品质量高，信誉佳，内蒙集宁地区、河北张家口地区和山西雁北地区所产的胡麻，大多运来此地加工。每年农历七月至来年四月加工期内，空中油香弥漫，相当兴旺。一个油坊日平均榨300多斤胡麻，150个油坊每年能榨1500万斤，可产油品450万斤。当地有民谣称：“桑干河源泉水清，水磨油坊似春笋。此地胡油名气大，保你吃来香又纯。”所产油品大多销往内蒙、河北和山西本省。清代，还销往北京，进入皇宫(11)，成为皇室贡品。
    平定县娘子关附近村庄使用水磨水碾的历史也很久远。元中书左丞吕思诚的《五渡河磨诗》描述了当时水磨桔槔遍布河滩的状况，诗云：
    满腠曲屈水淙淙，喜听罗声自击撞。笑我贫家无麦垄，看君高堰筑桃江。
    不须著力身还转，政使乾坤气未降。说与汉阴痴老子，桔槔功利胜罂缸。
    至清光绪刊本《平定州志》中仍载有“州东九十里娘子关下磨河滩有水磨，夫水资灌溉，通舟楫，而粤、楚、予、章、闽、浙间溪流湍急，多堰水激机，设水磨、水碓，更有筒车代桔槔，兹亦间有此，固水利之一端也。”1992年新版《平定县志》对当地水磨、水碾的状况还作了历史性回顾，“新中国成立前，水磨、水碾多系有钱有势人家傍泉修渠引水，于近村安设，这种水磨俗称河磨，均在每年秋末开业磨面，次年立夏停磨避洪，秋末重建，再行开业。每盘水磨昼夜可磨面650公斤，碾米5000公斤。”195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电磨、电碾逐步发展和普及，但水能条件好的地方，水磨水碾尚保留有一些，“据1990年底统计，娘子关镇坡底、城西、河滩、河北、娘子关等村，仍有水磨、水碾27盘。”[3] (P140)从九十年代末期尚存27盘水磨、水碾的数字来推断，清代和之前的水磨、水碾数量应更为多见。
    处于滹沱河流域的晋北繁峙县也有关于水磨的较早记载。该县沙河镇东南12公里天岩村，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山寺文殊殿壁画，系金大定七年(1167)宫廷画师王逵等人绘制。其中位于东壁中部的“水推磨坊”图，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本地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山前水畔的一处磨坊，片石为基，茅草覆顶，周设栅栏，机轮、磨盘装置其中，水推磨旋，磨眼中输入的果实一会儿就变成磨缝里输出的面粉，一旁的舂米机与水磨相连充分利用水流驱动而工作。一幅水碧山青、逐水而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古老的建筑与绘画文本仍在向后人展示着八百多年前的水磨生活。可见，金代繁峙县在水流经处设置水磨并非什么不同寻常的风景。据1995年版《繁峙县志》记载：“利用水流落差，冲击原理，配套涡轮式传动装置，带动石碾石磨，日磨面千斤以上。峨河、羊眼河、青羊河、老泉头一带村庄，自唐时已开始使用水碾水磨。”[4] (P58，59)对于当地水磨业衰退的时间，缺乏进一步的田野调查资料，暂且存疑。由于水磨业相当兴旺，当地一些村庄以“磨”来命名，如羊眼河下游的“水磨村”、青羊河上游的“碓臼村”、峨河下游的“碓臼坪”、“南磨村”等等。以上系明清以来晋北地区水力加工业的大体状况。
    明清时代晋中与晋南地区沿河设置水磨、水碾也不在少数。位于吕梁山区的汾州府峪道河沿岸过去曾有水磨数十盘，其消失年代距今不远。1934年营造学社的先哲们调查晋汾古建筑时，在调查报告中记载了当时水磨已去、风光尚存的情景：“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12) 这次古建筑踏查，梁思成、林徽因与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同行，住在由旧磨坊改成的“别墅”里。林徽因为此留下了很有名的散文《窗子以外》，其中有一段关于磨坊的描述：当地磨坊伙计闲话道，“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面粉……这十几年来，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关闭了多少家，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做他们避暑的别墅。”(13) 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峪道河水磨的衰落主要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汾州大量使用现代机器磨面，取代了水磨的传统地位；二是山水的突然减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峪道河水磨的衰落只是在民国初期才出现，此前的明清两代曾一度相当兴盛。
    洪洞县则是晋南地区水磨数量最多，水力加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前已述及洪洞县霍泉灌区为数甚众的水磨业的发展情况。该县境内汾河及其支流泉涧流经的地区也大量安设水磨水碾，蔚然大观。据光绪三十四年重修《通利渠渠册》记载，处于通利渠上游的石止村有磨一轮，马牧村磨6轮。其中，自清代乾隆年间起发家的马牧村巨富许家即独占四轮，此外在北霍渠后河头村还置买水磨十余轮。(14) 光绪十二年，通利渠上游赵城瓦窑头村新开式好、两济二渠，“浇地为数无多，专认转磨盗水”，令通利渠“数十年来水不敷用”，双方兴讼。据载，式好一渠“共设水磨三十余盘，非厚用水力莫能动运其磨”，两济渠水磨数目不详。但是为保证水磨正常运转，二渠不惜截夺通利渠水利，于是造成光绪末年长达十余年的水利纠纷。另据调查，古代通利渠建有水磨34轮，丽泽渠建有水磨27轮，润源渠建有水磨23轮，其余各大河流沿河建磨共117轮，全县水磨共计246轮，每轮日产值30元，年值5000元，全县水磨年产值147.8万斤。[5] (P5)为了缓解农田灌溉用水与水磨水碾用水的矛盾，经官裁断，出台了下述用水办法：“各渠水磨有碍水利，关乎万民生命，春夏秋三时概行停止，以便溉地。惟冬月水闲，准其自便转用，以示体恤，并此后不许再添水磨。”(15) 由于清末汾河水流无常，对二者矛盾的调节中，历来就遵循传统时期以农为本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水力加工与农业灌溉争水的矛盾并不只是水资源不足的条件下才发生的现象，同样的规定早在唐代《水部式》中就有专门条款。例如，处理灌溉用水和航运以及水碾、水磨的用水矛盾。一般来说，它们的用水次序是，首先要保证航运、放木的需求，尔后是灌溉。而一般只在非灌溉季节，才允许开动水碾和水磨。在灌溉季节里，水碾和水磨的引水闸门要下锁封印并卸去磨石，而如果因为水力机械用水而使渠道淤塞，甚至渠水泛溢损害公私利益者，这座水碾或水磨将被强迫拆除。总的精神是：“凡有水灌溉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16)。在这一点上，确实如王利华先生指出的那样：“水利加工和水田灌溉及其它用水之间的矛盾并不始于唐代，也不止于唐代，而是差不多贯穿于华北水力加工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尽管如此，清代汾河各渠水磨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不同的只是上下游分布格局上发生了变化。
    汾河在洪洞境内的支流之一--洪安涧河沿岸引水灌溉、发展水磨的历史也较久远。康熙《平阳府志》山川卷中仍有“临河居民多引溉田，洪邑之人文盛盖赖此云”的记载。与此同时，水磨业与灌溉争水的矛盾也在在多有。金贞元三年，沃阳渠长状告润源、长润二渠“创建水磨拦截了天涧河水，不得浇溉民田”，(17) 经官断定，润源渠只许用梢石添堰，不许用泥土垒堰。长润渠自润源渠石堰下一百步内，同样也只能用石头梢草截涧河置堰，以便有透流水供下游的沃阳渠使用，“如此三渠水户子孙相继，今数百年，不为不久；五谷百草转磨所获之利，不为不多。”时“润源渠口阔七尺二寸五分，其渠历经八村，浇地一百四十四顷三十三亩，动转磨二十五轮。”(18) 有关元代长润渠水磨的数量，虽未见资料记载，然而嘉庆年间重修《长润渠渠册》记载各村使水名夫中兼有水磨的信息，据载“董寺村三十夫，合使水四十时，古县村六十夫，合使水八十时，外有磨一轮。蜀村三十一夫，合使水四十一时，外磨一轮。东西师二十二夫，合使水二十八时，外窝磨。苏堡村九夫半，合使水一十一时，外磨一轮，下鲁村八夫半，合一十时，磨三轮，外小窝磨一所。”合计有磨7轮。由此来看，金元时期润源渠已有25轮水磨，处于该渠下游的长润渠在清代嘉庆时期仍有水磨7轮，因上游用水较下游便利，因此可以推测：清代润源渠水磨数量应不会减少太多。这一点，在康熙三十九年重修的《润源渠渠册》条例中可略见一斑，如渠例第十五条规定“本渠各村磨碾聚水漏坏渠身，磨主不时修理。磨上以百五十步以内，透漏渠水者，磨主罚白米一十石。”第十九条规定“本渠磨碾原有者，磨主及时淘浚渠身，不得用板栈堰有碍浇地，如有创修者，许递供状，各村公议无碍于渠，准其修建。若有豪强之家，不递供状强建磨所有碍于渠者，许八村人即时拆毁，仍罚磨主白米五十石。”以上有关洪安涧河水磨数量及其使用条规的记载，至少表明明清时代即使是汾河的支流，设置水磨也是相当普遍的。
    由此可见，山西省的水力加工业在明清时代仍然保持较大数量和规模，尤其在出水量较大的传统泉水灌区，直至解放初期水力加工业仍然大量存在，仍然是乡村社会极为重要的动力机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王文所说的华北水力加工业“在明清文献阙载”“明清时期已经彻底衰退”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