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产业结构开始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产值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出现下降势头；工业产值和经济比重均有一定提高；服务业的产值与经济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其中农业（含林业、渔业，下同）产值从1960年的8.13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4.87亿美元；十年中增长82.9%；而同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则由43.7%降至37.2%。同期工业产值由2.18亿美元增至6.91亿美元，其经济比重也从11.7%上升到17.3%。同期服务业产值由8.29亿美元上升到16.74亿美元，其经济比重在上述两个年份中分别为44.6%和41.9%⑥。
    再次，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经济开放程度明显增强。据统计，从1960年到1970年，马来西亚进出口总额由11.84亿美元上升到30.71亿美元，提高了159.4%。1970年外贸率（进出口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高达77.75%。进出口商品构成也发生可喜变化。在总出口中，制成品出口比重从1960年的8.5%上升到1970年的11.9%；农副产品、天然橡胶、木材等初级品出口比重则由66.1%降至59.2%。在总进口中，中间产品、半成品的比重由1965年的29.7%（无1960年数字）上升到1970年的35.3%；同期食品等消费品进口比重则由42.3%降至28.5%⑦。这说明，马来西亚的原材料加工与产成品制造能力均在增强，而对国外产成品和消费品的依赖程度则有所减弱。
    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居住条件均有程度不同的改善。仅以马来亚地区人民营养状况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居民每日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为2406.2卡，1970年上升到2513.4卡，均超出人体所需的正常标准（无1966年以前数字）。同期居民食物中蛋白质的月均含量为52.4克，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⑧。
    三、现代化初期的主要难关
    马来西亚现代化初期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有：
    其一，就业问题。首先是就业模式极不合理，与经济结构的变动不相协调。全国大多数劳动者从业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就业于工业部门的仅占总劳动力的极小部分。据有关马来亚的统计，1957年独立时该地区共有劳动力212.62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达124.5万人，占总劳动力的58.56%；而工业部门劳动者仅有20.4万人，比重为9.6%。是年农业与工业在该地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40.2%和8.2%。可见两大部门的经济比重与其劳动力容量之间已出现不协调现象。沙巴、沙劳越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到1970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上升到67.19%，从业人数为191.5万人；而工业劳动者比重为21.33%，实际从业人数仅60.8万人⑨。然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到37.2%，工业比重则升至17.3%。可见，工农两大部门的经济比重与其劳动力容量间的不协调程度比以前更加严重了。其次是各种族就业取向差异较大。华人和印度人是马来西亚两大主要的少数民族。其大多数就业于生产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经济收益较高的城市产业部门，如工业和服务业。而当地土著民族的马来人，其大多数从事技术水平落后、经济收益较低的农业。有资料表明，1957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有62.1%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分别只有24.3%和12.8%。而从事工业生产的马来人占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重仅26.5%，华人的相关比重却达53.5%，印度人的相关比重为18.9%。到1970年，这种状况也未见明显改变。三大种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占该部门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72%、18.3%、9.7%；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的相关比重分别为34.2%、55.9%、9.6%⑩。如果再把这些统计数字与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联系起来考察，则不难发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与少数民族华人、印度人在经济发展过程及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地位极不均等。
    其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存在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不均首先表现在城乡人口之间。据1970年的统计，城市每户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716美元，农村每户家庭平均收入只有804美元，为前者的46.85%。另据统计，全国所有贫困户中有87%生活在农村，其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户为总贫困户的75%。此外，据1970年对2.5万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全国有大约49.5%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其中有86%是农村居民（11）。收入不均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也有明显表现。通过对1957～1958年和1970年两组统计数字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不均状况正逐步恶化。1957－1958年全国20%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为国民总收入的49.8%，而20%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5.7%，两者相差44.1个百分点。到1970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56.2%和4.0%，两者之差扩大到52.2个百分点。同期，显示收入不均程度的基尼率也由0.421上升到0.499（12）。第三个表现是种族间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以马来亚地区为例。1957～1958年每户家庭年平均收入为775.96美元，其中马来人家庭年平均收入仅为561.50美元，而华人与印度人家庭年平均收入分别高达1066.60美元和846.14美元；1970年，每户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029.41美元，其中马来人家庭年平均收入为670美元，华人和印度人家庭年平均收入分别达到1536.31美元和1185.38美元。华人家庭与马来人家庭的收入比值由1957～1958年的1:1:9上升到1970年的1:2.3（13）。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这与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现代化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许多其它方面的内容，如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教育的发展、科技普及与应用、环境保护等。这些方面与经济发展是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是广大劳动者自身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普遍增强。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广泛参与及其对发展利益的平等分享。这一点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马来西亚现代化初期对此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各种族间对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和利益分享是极不均等的。前述就业模式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大量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等正是这一问题的明显反映。这已构成现代化的主要难关，若不及时加以解决，会影响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和政策稳定。正如“第二个马来西亚发展计划”所指出的：“如果没有马来西亚各社会与种族集团更加平等与均衡地参与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大多数人民仍旧贫困、如果不为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生产就业机会，国家的统一同样是不可想象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