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
    改革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反响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明治维新派制定并执行了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殖兴产业”政策是明治政府撤销限制工商业的措施，办国家银行，用国家资本，兴办官营及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就是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以上从日本的基本国情和需要出发的维新三大政策，加上其它如土地政策、废藩置县等，把日本资产阶级改革推向更彻底的道路上。对以上这些政策，日本政界及在野人士都很少反对，故这些政策很快得以实施。明治维新后不到50年，日本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左右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道路。光绪帝颁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的改革，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他们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维新派的主张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存在很大冲突的或“无关”的。如废八股使数以百万计与八股性命相关的士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术矣”③；革漕运，使当时食于漕运的官吏、兵丁数十万人失去生活依靠；当断发易服、改变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裁减冗员闲衙，据载仅京师一地被裁衙门就达十余个，被裁官员“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④。政治制度的改革，更引起了封建官僚的普遍愤怒。戊戌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涉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因此，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对面、抵触面。
    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而戊戌维新不涉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因而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两国维新派领袖个人阅历和行政经验不尽相同。
    领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行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中下级武士。幕末，武士阶层因经济破产，从统治阶级中化出来，从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趋向一致。明治维新前，部分中下级武士曾参加并主持过藩内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从中经历了改革风浪的考验，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策略家、实干家。在倒幕中，他们善于利用形势，运用各方面力量乃至农民武装，以打倒主要敌人幕府。倒幕成功后，在改革中又对强大的封建贵族采取十分策略的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这样，大大减少了贵族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要的政治安定局面。日本整个改革过程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改造着日本政体。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于维新派的前提下，最后才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化。改革过程，充分表现出维新领袖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
    相比之下，中国维新派康、梁等都是些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没有日本维新派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一批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他们基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变法103天，下谕旨204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全面开花。当时民族危亡、百废待兴。但不容齐头改革。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树立了威信，稳住政局后，再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同时，对慈禧，对守旧大臣等各方面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在这方面光绪帝和康、梁等均缺乏应有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戊戌维新运动，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七页。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④陈夔龙：《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