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日本“西学”的基本历程，是由“南蛮学时代”、“兰学时代”、“洋学时代”构成的。廓清3个时代的历史脉络，揭示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以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日本近代化的底蕴，或许不无裨益。
    一、“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
    16世纪中叶，以天主教耶稣会士和葡萄牙商人为主的“南蛮人”，开始在日本传播西方文化，从而揭开了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的新的一页：“逐渐转向西方寻求新的文化模式”。[①]以各种内外在因素的有机契合为背景的深刻历史原因，为“南蛮学时代”的形成提供了机遇。
    首先，日本群雄纷争的内乱，为西方文化进入日本，营造了必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政治方面，经历了源平争乱、南北朝内乱、应仁之乱等几度全国性的内乱以后，日本由王朝政权、武家政权维持的中央集权体制趋于瓦解，分裂的政治状况，为西方人进入日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如L·L·艾哈迈德所指出的：“在日本，直至16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始终没有一个有力的权威去阻止外国人进入这个国家。假如葡萄牙商人进入日本某地的要求遭到拒绝，那么他们总是可以期待为另一个地方所接受。”[②]在经济方面，由内乱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导致了“倭寇”的猖獗，而倭寇的猖獗，不仅使中日间正常的“勘合贸易”遭到破坏，使“葡萄牙人充当起了以中国的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这一有利可图的买卖的中间商”，[③]而且为附随乃至制约那些冒险商人的耶稣会士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正是后者的活动，规定了“南蛮学”的基本内容。在文化方面，由于内乱，曾极大地依赖于室町幂府扶持的佛教势力，特别是京都五山佛寺，逐渐演变成封建政治实体。在战乱中惶惶度日的民众，由于在佛寺中难以获得灵魂的抚慰，因此必然要企盼新的精神食粮，而“基督的传道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空白”。[④]
    其次，必然的“西学东渐”的态势，以及日本传统的思想意识所提供的温床，是“南蛮学”得以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15世纪末，在日本近世的曙光尚未映现时，欧洲人已经开始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开始奔向更广阔的空间。1488年，狄亚士绕过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分割东西两半球的《托尔狄希里亚斯条约》，规定“教皇子午线”南北经线东侧新发现的地域属葡萄牙，西侧新发现的地域属西班牙，而“前往东洋布教，实际上是在以恢复因宗教改革而丧失的地盘为目标的罗马教皇权威的名义下，依靠西班牙、葡萄牙两王室对布教的保护而推进的”。[⑤]
    另一方面，包括佛教信仰在内的日本人的传统信仰中，存在着理解和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媒介。例如，“基督十字架的传说之所以一点都不难理解，是因为在（日本）民众中有‘苦难之神’、‘死后复活之神’的信仰。”[⑥]正是这种信仰，为“南蛮学”在日本的培育，提供了温床。
    最后，耶稣会本身的性格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同日本传统意识的有机契合，也决定了传教可能取得成功。概括而言，耶稣会的特征是：（1）绝对的献身和服从精神。这一特征使“对战争命令和纪律特别喜欢的耶稣会士，能够相当自然地欣赏日本大名统治阶级严格的生活方式”。[⑦]（2）承认和允许应时、应地、应人而作适当的妥协。这种为其他修道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强烈反对的实用性规定，却成为避免使各地的皈依者因“文化冲击”而引起强烈心理震动的缓冲垫层。（3）对学问和教育的高度重视。“耶稣会不蔑视学问。相反，他们具有不断地努力亲近和尊重哲学和科学的确实态度。”[⑧]正是这一特征，使“南蛮学”具有了广泛的科学文化内容。
    “这一时期的所谓南蛮文化，是由耶稣会士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构成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耶稣会所开设的有组织地传播西方文化的学校，虽然只有数十年的寿命，但是其崭新的教育方法以及所传播的思想文化，在日本文化史，特别是西学史上的意义，无疑值得特书一笔。自1559年起，耶稣会在丰后府内（今大分县）等地相继开设了各种教育机构。20年后，日本全国的教会附属学校达到了约200所。关于这类学校的课程，在《日本遣欧使节对话录》中有如下记载：“诸学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文法学、修辞学、辩证学，以及其他有关语言的学科……第二类……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自然，第二部分研究人伦，第三部分研究超自然。”[⑨]按照海老泽有道的评论：“在这些机构内得以系统教授的最新的西欧学艺，是近世文化在日本的诞生。”[⑩]
    2.医学。1557年，耶稣会士路易斯·德·艾梅达在丰后府内开设了施疗院，翌年又开始临床教授欧洲外科学。在耶稣会的影响下，许多日本教徒也着力传播“南蛮医学”。例如，由泽野忠庵领导的流派，甚至在一切“南蛮的东西”遭到禁止的时代，仍然是日本医学界的一大势力，由他本人编译的《南蛮流外科秘传书》，在1696年以《阿兰陀外科指南》的名义出版，为“南蛮医学”与“荷兰医学”的结合，作出了贡献。此外，在药学、本草学、生理学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南蛮学”与“兰学”的继承关系。
    3.天文、历法。传教伊始，耶稣会士即力图在驳斥日本人佛教和儒教的自然观、宇宙观的基础上，向日本各阶层人士普及西方的天文、历法知识。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耶稣会日本准管区长佩德罗·戈麦斯于1593年编撰的《哲学神学纲要》。该“纲要”较系统地向日本人传授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观、灵魂论及神学理论。日本学者尾原悟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该“纲要”的第一部分《天球论》在“锁国时代”为小林谦贞的《二仪略说》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而“小林谦贞的学说，不仅为小笠原岛探险和水户藩虾夷探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锁国时代唤起了开拓精神”。[①①]此后，泽野忠庵的《乾坤辨说》参照了《二仪略说》。再后，继承《乾坤辨说》和《二仪略说》学统的四川如见，在《天文义论》中对自然法则和道德规范作了分离，并因此承认了西欧自然科学的自立性，使摆脱中国思想权威之束缚的精神得以酝酿，使急速地吸收消化“兰学”成为可能。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耶稣会士在这方面的作用。
    4.语言、文学。在语言学方面，至1564年，耶稣会士已组织编撰了一些较小篇幅的辞典、文法书。1579年以后，他们又组织编撰了篇幅更大、内容更精确的辞典和文法书。这些辞典和文法书“第一次在学术上使日语体系化”。[①②]在这些典籍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日葡辞典》、《日本大文典》等。在文学方面，可分为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两大类。前者的代表作有《伊曾保物语》，后者的代表作有《桑托斯的修业内省书》等。“这些书如实地显示了耶稣会人文主义的主张，即只有在古典古代和基督教古代之源泉的汇合处，精神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①③]
    除此之外，在音乐、美术、航海术、军事学、测量学、数学、地理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南蛮学”均大有影响。例如，“只要看一下我国（日本）现仍在使用的许多当时的服装用语，便可以知道南蛮式服装在当时多么流行”。“在饮食方面，可以说同样如此。”[①④]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这一时期，日本贪婪地吸取了西方文化的成果。”[①⑤]第二，“南蛮学”的内容和影响相当广泛、深远，它在许多方面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