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学”的繁荣时代：“洋学时代”
    “洋学时代”是在西方列强四处拓展它们的势力，日本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开国，并以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为标志，不断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意识形态基础。
    新国际背景而言，首先，最初要求日本开国的，不是当时的第一殖民大国英国，而是美国。因为，对于英国来说，日本市场的重要程度远不如印度和中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曾在他的《大君之都》中这样写道：“对日贸易对我们来说或许没有也行。日本供给的茶和绢，在其他地方也能弄到。”“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所获得的利益，将不足弥补为保护贸易而派遣的小舰队的经费。”[③⑦]而美国如我们在日美间的条约内容中不难发现的，实际上主要是将日本作为一个“落脚点”。“如此考虑，在英国这个距日本最辽远的国家开始产业革命，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幸运”，[③⑧]因为，这有助于日本摆脱殖民地化危机，构筑近代化的前提。其次，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勾心斗角及培植自身势力的政策，也有助于日本摆脱殖民地化危机，推行开国进取的路线。按照远山茂树的看法：“阻止殖民地化加深的因素，一是列强间的相互牵制，一是列强方面，特别是英国支持幕府和反幕府双方的开明派即改革派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路线，努力加强同他们的协调。”[③⑨]
    就国内背景而言，首先，培理叩关前后，日本的幕藩封建体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1801年至1867年，日本共发生了1169次农民暴动，而且许多次暴动均以“改革世道”为口号，表明农民已“开始意识到社会变革”。其次，在开国以前，“农民已逐渐地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同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存在，则是幕末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④⑩]也就是说，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近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最后，长时期的“西学东渐”，不仅为日本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基础，而且对以后成为明治维新指导精神的国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通过摄取“兰学”而进行的国学体系化运动和幕末国际关系的紧迫，“以本居宣长的《驭戎慨言》为代表，国学的领袖们不仅将日本视为万国之宗国，而且向反锁国的方向发展。”[④①]按石田一良的观点：“一般地理上孤立的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走向近代化时，与其说是由于该国自身内部的发酵，倒毋宁说是外来文化的刺激，乃至外来压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④②]日本，正属于这样的国家。
    就意识形态的基础而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使“尊王攘夷”口号一变而为“开国进取”的，正是日本型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华夷思想所强调的是文化的侧面，而近世日本的“华夷思想”所强调的则是国家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作用，“使日本对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并列为前提的近代国家关系，比中国较能够顺利适应”。[④③]（2）“我国（日本）的华夷观，具有从道德的优越向‘力’的优越倾斜的趋向。”[④④]所以，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日本传统的“华夷思想”即刻逆转，西方一夷，成了新的学习楷模。
    由于国际国内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推动，在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西学”迅速发展，形成了内涵更为广泛的“洋学时代”，其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跨越性，一是国家的跨越性。
    1862年，幕府派遣西周和津田真道赴荷兰留学。1863年，西周和津田真道进入了莱顿大学，随该校教授西蒙·毕洒林学习性法之学（自然法）、万国公法之学（国际公法）、国法之学（国法学）、制产之学（经济学）、政表之学（统计学）等“五科”，并向日本传播了“五科”的知识和理论。“西周、津田真道的留学荷兰，是幕末洋学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不能不说在作为日本人首次正式学习西洋近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的业绩迈出了明治新文化建设的第一步。”[④⑤]
    在历史上，日本人曾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的文化分别称为“南蛮学”和“兰学”。以后，沿袭这一遗风，他们将来自英、法、德国的文化也分别称为“英学”、“法学”、“德学”。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关注自然科学，而后者则鉴于时代的背景，主要关注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
    “英学”的萌芽在长崎早已出现，但是“英学”的真正形成则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对英国的关心日渐增强……认为英国富强之根本在于君民共治的立宪制的见解开始出现。”[④⑥]随着这种见解的出现，认为英国“如此优良之政体实可称为我国（日本）之模范”[④⑦]的观点纷纷登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和“英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共存同众”的创建者小野梓的观点。福泽谕吉认为，政府和国民的关系，是彼此约束的契约关系。国民一方面是“主人”，另一方面也是“客人”。但是，由于以往的日本国民仅有“客人”的资格而没有“主人”的资格，“日本唯有政府而没有国民”，因此，日本只能实行“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制，不能实行“万民共治”的民主共和制。[④⑧]而小野梓则认为，和别国“王家视人民为敌手，人民视王家为寇仇”的情况不同，在日本，“列祖皇帝登祚以来，历时三千年之久，王家君临之本旨，实在于谋斯民之福祉。”“君民同治，乃我丰芦原中国（日本）之大法，隆古以来欲绝而未绝，欲灭而不灭。”[④⑨]因此，“君民同治”的君主立宪制，应是日本必然的政治选择。
    和“英学”一样，“法学”的源头，也存在于悠久的历史之中，而且它的真正形成，也是在幕末时期。但不同的是，“所谓的法兰西学，是在幕藩体制的母体内孕育，然后却咬破其母体的‘鬼胎’，日本的法兰西学，天生就具有这种两面性。”[⑤⑩]更明确地说，日本的“法学”具有体制构筑和体制批判那种“二律背反”的性格，这种性格，同它形成的背景有关：一方面，“法学”是在幕府和法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作为“体制构筑之学”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法学”又是在《人权宣言》的祖国具有巨大感召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影响下，作为“体制批判之学”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对“自由民权”的追求，就是以“法学”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卢梭的思想理论为基础的。
    “法学”这种二律背反的性格，在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身上，有着明确的显示。一方面，他积极鼓吹共和制，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若自己制定律例，而不受其他羁束，则无论有无帝王，皆可称为自治之国，[⑤①]拥护天皇制。在“法学”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河津佑之和沼间守一身上，也具有这种性格。
    “德学”在日本同样源远流长。如前所述，在“兰学时代”，“所谓的荷兰医学实际上几乎就是德国医学”。而且“德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幕末、明治初期。在“英学”势头正健，“法学”方兴未艾之际，“实是政府之中坚，遥执东西官权者流之牛耳”的紫溟会首领井上毅提出，法国的共和制是“制度化的无秩序”，而英国的君主制，则是，“其名王政，其实不外乎共和政”，是“伪装的共和政体”，因此建议政府“专劝奖普国之学，使之数年后制胜文坛”，“以作为渐进主义宪法的普鲁士宪法为楷模”。[⑤②]作为劝奖“德学”的理论依据，井上毅以布伦奇利的《国家论》和舒尔策的《普鲁士国法论》为范本，提出：“晚近的政学者将三权分立一变而为立法行政二权分立，而日耳曼学者则进一步主张主权归一论。”[⑤③]这种君主独揽大权的“主权归一论”，正合刚刚完成“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的日本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从而使“德学”最终一锤定音。随着“德学”对“英学、法学”优势地位的确立，以“明治14年政变”为标志，“以边沁、穆勒、布拉克斯顿、奥斯丁，或以卢梭、孟德斯鸠、阿克拉斯的思想理论为依据，关于政体、主权、人权论争的时代结束了。被称为‘这些家伙不谈德国简直没法过’的‘德国麻疹’时代悄悄地、然而确实地开始了。”[⑤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