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对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和近代韩国来说，始终是引导两国人民进行民族自救和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一面旗帜。本文将通过探讨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的巨大作用和某些行为误区，来寻求一条今天中韩两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应走之路。
    一
    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两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崇高的情感。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两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创造力、意志力和凝聚力，也确实起到了弘扬民魂、振奋精神、保家卫国、走向进步的巨大作用。
    （一）爱国主义赋于两国将士和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勇气，谱写了一曲曲伸张民族正义、怒惩侵略者的悲壮战歌。两国的近代历史证明：每当侵略战火在两国大地漫天燃烧之日，也就是两国人民奋起抗敌之时。越在这个时候，两国人民那种高昂的爱国热情就愈发奔放而不可动摇，民族尊严就愈加升华而不可侵犯。不管是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还是韩国的云扬号事件、甲午战争和日本的殖民占领，两国人民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两国人民奋起反抗，而且还迫使两国政府也不断地组织人力和财力，去购买船舰、创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而两国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一点军事建设，又在历次的列强侵夺中被摧毁，以致使两国在近代一直处于因为落后不断挨打的悲惨境地。国外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两国进行和平建设并实现近代化的环境，也夺去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主要精力。为了对付外来的侵略者，近代中国与近代韩国不得不始终把救亡作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近代史上的反帝斗争便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无数爱国将士和义兵义勇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催人奋发的英雄业绩，便成为两国抵御入侵的史册上一朵朵忠心报国的精神之花。
    （二）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给两个苦难的民族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生机。中韩两国作为东方世界的强国，都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光荣传统。但近代的入侵者已不再是往日的游牧民族和封建酋长，而是经济发达、掠夺成性的西方殖民者。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帝国的较量，也是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对生产落后国家的进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高高在上的天朝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可贵的是，近代的有识之士在鸦片和大炮的强烈震撼下，能强忍失落自尊的悲痛，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一向被自己视为“蛮夷”的西方各国，竟拥有中国所没有的坚船利炮，快捷异常，声势夺人。于是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便率先在中英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斗中转变观念，购买西洋船炮，并建议政府不惜重金求购船样炮样，既表现了御侮卫国的民族勇气，也表现接纳新知的开明大度。尽管在林则徐的新知中掺合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首先探出头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和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可惜的是，他们的这种胆识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政府所接受，也不为一般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所理解，甚至接二连三地遭到责难和攻击。随之而来的英法联军侵华和清廷借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不仅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的世界，夷夏大防因之完全崩溃；而且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了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由林、魏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新课题，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终于冲开了祖祖辈辈闭关自守的旧局面，进行了引进机器生产和学习西方科技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构筑了中国由往日“轻洋”转为“师洋”的新格局，踏踏实实地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韩国久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一向自认为是中国之外的东洋各民族中最有教化的国家。特别是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半岛以后，高丽朝和李朝士大夫的夷夏观念更加增强。他们先后对倭日、对后金在文化上极端地加以蔑视，后来又把这一轻视的眼光投向了不断东来的欧洲人。因而当明治维新后国势蒸蒸而上的日本，在1869年特派使臣前往朝鲜半岛向李朝提出建立国交的请求时，李朝王室仍然以不屑的眼光断然加以回绝。直到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在1876年逼迫李朝王室签订《江华条约》之后，朝鲜的有识之士这才基于危机意识正视现实，逐渐放弃了以往“禁洋”、“轻洋”的锁国观念，开始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以求自强。
    不难看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是两国近代人民爱国主义的新课题。尤为可贵的是，“师夷”不仅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压抑困境，而且还要在耻己不如人的同时，发愤要把别人的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影响一整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
    （三）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的新旧冲突，催化了两国的内部改革，加速了两国近代化的历程。随着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呼声日高一日，不能不使多数依然陶醉在“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封建士大夫勃然大怒。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为代表，群起反对“师夷”，认为这样做“上亏国体，下失人心”，①不仅不能制夷，还会令“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而在同一时期的韩国，封建士大夫轻蔑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心态，几乎和中国完全一致。两班阶级金平默和李恒志等人，甚至只把中国人和朝鲜人看作是人类，而把西洋人视为禽兽，再三强调人类若弃人类之道而从禽兽之教，就会像鱼离水上岸，兽离陆跳水一样，失其生道。③他们力主要安内攘外，拒绝与洋夷混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