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激化了的仇外情绪，给中韩两国都留下了盲目排外的惨痛教训。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无数维新人士和革命志士为国运担忧。加上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倡言的强国保种舆论，一时间竟使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情绪膨胀起来。这当然根源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巧取豪夺，也与横冲直撞的不法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危机还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再加上当权慈禧及其顽固守旧势力，又有意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向洋人泄愤，便酿成了史无前例地烧教堂、杀洋人、杀教民的盲目排外行径。在这个过程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虽然通过正义的反帝行动而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却给这个获得下层属众支持的爱国运动留下了怪影。
    韩国在被逼开放门户后，自强保种的声浪也日高一日。尤其是韩国三南地区的农民，看到早已洋化的日本在韩国大量收夺谷物，便对日本充满敌意，因而将反洋与斥倭混为一体，喊出了“故倭洋之如犬羊，虽五尺之童，羞与同一处者”的激烈言论⑥，再加上东学教主崔济愚和接主全琫准打出了“辅国安民”的旗号，号召排洋逐倭。于是，数万人蜂拥北上京阙，在全罗、庆尚、忠清、京畿、江原、黄海各道逐杀日人和亲日韩人，也给这一正义行动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由上可见，中韩两国人民在近代，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胶织在一起的；而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又与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紧紧相连。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旧内容。
    （二）给两国人民学习西方带来了两种令人烦恼的倾向。一种是由于不甘失落和国内新旧冲突日趋高涨，两国人民在引进西艺和西政过程中，总是设法迎合传统的国情，不敢放手吸取他国的长处，还不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两国古已有之。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后来维新派的“托古改制”，以及韩国开化党人的“东道西器”，都是努力迎合传统、不敢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这种尚未脱落传统的封建意识，使两国学习西方的活动倍受牵制，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学习西方的速度和深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迎合、附会不仅植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还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给人的困扰特别大，以致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也使两国的革新运动比效法西方的日本落后了几十年。
    另一种倾向是使一些人丧失自信，完全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这些人或出于羡慕，或自愧弗如，因而自卑自贱起来。于是，他们又毫不顾及两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活剥，奇形怪状，甚至鼓吹全盘西化，骂尽了自己的列祖列宗。这种崇洋媚外、盲目引进的结果，不仅同样增加了两国学习西方的困难，而且每次都以丧失利权和丧失尊严为代价。张之洞为创办武汉铁厂，购进了不合地宜的高炉和设备，已成为历史的调侃；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廿一条”，更留下了历史的骂名。在近代韩国，则有效法日本的甲午改革和战后借助俄国的盲目引进，也都明显地超越了本国现实社会和要求，反映的都是日、俄两国侵略者的利益。
    历史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使两国人民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长期处在迷惘、困惑当中，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
    （三）爱国主义虽然都使两国涌现了革新的领导者，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脱离民众，并共同地把防止民众的革命作为进行革新的目的之一。不管是中国的维新派，还是韩国的开化党，都把人民视为“群氓”、“草介”，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又把政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支持上，从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他们紧紧依靠的只是他们心中的“圣主”光绪帝，可光绪在慈禧铁腕的控制下没有实权。尽管光绪有变法的爱国热忱，可是力不从心。康、梁等人虽然也为此忧虑、焦急，可仍不能、也不敢向人民那里去寻求支持。开化党人也是如此，不管是朴珪寿、朴泳寿，还是洪英植、金玉均，也都把推动韩国近代化的工作，寄希望予当时亲日且又地位显赫的官绅大夫，结果被中国支持的守旧势力所扑灭。可见，戊戌维新和甲申政变虽然都在宫廷里闹得天翻地覆，但与社会与民众是脱节的，是由上而下的运动，并且还没有发展到上情下达的时候，就已经偃旗息鼓了。
    近代两国的革新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又都是少数人的登台表演，再加上广大国民对革新的冷淡、植根于地主和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就使革新的伟业一次又一次地夭折。这说明，历次革新的挫折和失败，外国的干涉虽然使两国的先烈抱终天之恨，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封建意识无孔不入，没有在人民中造成一个大的震动，缺乏进行改革的气氛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