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两国的保守势力反对学习西方，但饱受列强之苦的一代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还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切地拜敌为师，而且各凭其才智与敌人角逐争胜。先是中国的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倡导了洋务运动，后是中国的维新派志士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呼吁变法救亡，并依靠光绪皇帝发动了“百日维新”。再接下来，便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高高举起了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大旗。洋务运动的成效虽不算好，却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基础，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变法虽然只历经百日就宣告失败，但它肇造了1901年开始推行的清末新政，并成为1905年立宪运动的先声。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终于联合国内各派势力，在1911年举行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清末的这些改革运动和革命活动，都是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下的不屈抗争，由学习西艺进而学习西政，并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新旧冲突和内部改革，锋芒总是直指封建主义。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改革的口号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但都步步深入，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韩国在1876年被日本逼签《江华条约》后，社会上也响起了一片“内修外攘”之声，并逐步形成了以朴珪寿、吴庆锡、金允植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他们力主依靠日本改革内政，并派遣领选使、修信使和留学生，到日本、中国进行考察，参观“制器”、“练兵”，加紧训练新军，以期引强邻以自卫，摆脱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这种自主在当时便染上了亲日反华的色彩。开化党人的这种作法，又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所利用。这些保守势力以“卫正斥邪”相自诩，不仅借助国内人民的反日情绪，斥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倭洋一体，与洋贼无异”；④而且号召反洋逐倭，终于酿成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开化党的内政改革也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随着列强角逐朝鲜半岛和愈来愈复杂的国际形势，韩国虽然从此失去了和平走向近代化的机会，但改革内政、谋求富强、争取独立已是人心所向，影响仍是十分深远的。
    （四）爱国主义提高了两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都先后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和恢复国权运动，共同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路。列强侵华和接踵而来的商品大潮与资本输出，几乎使中国利权丧尽，国将不国。于是，无数仁人志士便从欧美和日本那里学来了进化论和民约论，逐步建立起近代主权国家的新观念，并以此为武器，寻求收回利权国权之路。最先创办民用工业以期“稍分洋人之利”的是洋务派，继而呼吁实业救国、奋起抵制洋货的是资产阶级。清政府也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罪己自救，推行新政。而深受日俄战争黄种人战胜白种人之鼓舞的中国人民，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群起抵制美货，要求收回利权。清政府见民气高昂，乃顺势利导，支持了由众多阶层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正由于清政府和各地官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才在这一时期无条件地收回了英商惠土公司在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的矿权和法商大东公司在福建宁、邵武、汀州各府的矿权，并先后用275万两、40余万两、150万两、共520万两的高昂代价，赎回了山西、安徽、云南三省的部分重要矿区。与此同时，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也陆续收回了，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广九铁路也收回了部分权力。至于治外法权、邮政主权和税务主权，这时亦通过完善法制和成立商部、邮传部、税务处等新机构，予以部分地收回。当然，中国原已丧失的利权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收回，而且事实上丧失利权的现象这时仍然不断发生。但挽回利权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毕竟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使中国在同帝国主义的抗争中前进了一步。待到1918年春天，当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对巴黎和会的召开寄予了无限民族复权的希望。不料到了1919年4月，从巴黎和会传来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们，承认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半岛的恶讯。北京的学生们首先愤怒了！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声援北京的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全盘的巨变。
    韩国自开化运动遭到挫折后，愈来愈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和屈辱。这时期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乙未事变和日俄战争，加紧了灭亡韩国的步伐。许多已经逐渐摒弃亲中慕日旧伦理的有识之士在这国运危难之际，为洗王后被日人杀害之辱，这时先后成立了“独立协会”、“大韩自强会”、“新韩会”、“大韩协会”、“兴士团”、“韩国独立党”等民族自救团体，倡导恢复国权运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可惜的是，他们的斗争不久便受到日本强硬式的压制。随着1905年日韩乙巳保护条约和1910年日韩合邦条约的签订，日本于1910年8月22日正式将韩国沦为殖民地。韩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虽然从此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仍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并在欧战结束后希望借助日本战败和巴黎和会的召开恢复国权。为此，韩国独立运动的代表们曾在1919年3月集会于塔城公园，宣布韩国独立，声称：“现时则系世界改造亡国复活之好机会，若举国一致坚定而起，已失之国权可以收回，既亡之民族可以挽救，先帝先后两陛下之大仇极怨亦可以一洗。起哉！我二千万同胞！”⑤当时，波兰与捷克已在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部分的韩国独立运动者的确曾相信坐在巴黎和会席上的列强代表们，会还韩国一个公道，作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正义决定。然而，韩国人民失望了，而在失望之余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义愤，终于汇成了“三·一”运动。韩国的独立运动从此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从以上史实，不难发现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的近代史上，都增添了学习西方的新内容，也都发挥了外抗强敌、内倡改革、收回国权、维护民族自尊的特有功能。尽管中韩两国人民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两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毕竟都为各自衰败的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最终汇成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金九领导的独立运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励寻求独立自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