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学”的成熟时代：“兰学时代”
    1633年1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连续5次颁布了以“禁教”和“贸易统制”为核心内容的所谓“锁国令”，长达一个世纪的“南蛮学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开始进入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但是，“锁国令”并没有使“西学东渐”中止。事实上，“兰学时代”就是在“锁国”的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形成同样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首先，在“锁国时代”，由于日本并未断绝同中国的交往，因此每月仍有许多中国商船驶进长崎，载入大量物品，其中包括书籍。“根据数种舶来书籍目录记载，其年输入量颇为可观，且其种类不是限于儒学书籍，而是涉及到各个方面。”[①⑥]“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有许多就是通过从上海、香港、澳门等地输入长崎的汉译洋书获得的。”[①⑦]“汉籍，具有吸收海外文化的明亮窗户般的作用。”[①⑧]另一方面，在长崎，通过和唯一获准进出日本的西方人荷兰人的接触和交流，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断直接传入日本。因为，“兰学未必就是荷兰的学问。实质上，它是经由荷兰输送的西洋的文化乃至学问。”[①⑨]例如，“当时所谓的荷兰医学，实际上几乎就是德国医学。”[②⑩]
    其次，与上述两条传播西方文化的渠道并存的，是日本国内“能动地呼求从18世纪的欧洲生发出的，具有新的文化学术活力之波浪的知识对应力”。[②①]按照日本兰学史家佐藤昌介和高桥一的观点：“洋学（兰学）是在旧学问，特别是儒学教养的基础上移植的西洋学术”，“迎来洋学（兰学）的思想准备，首先内在于作为官学充当德川幕藩制守护神的朱子学。”[②②]
    在朱子学的“官学”地位确立以前，佛教的非世俗信仰主义一直占据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日本人合理主义的思维很不发达。但是，在强调“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②③]的朱子学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可以认为，朱子学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接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朱子学强调的“格物穷理”具有一种“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②④]的实证主义倾向，而“当时的学问内部日渐产生的实证主义乃至经验论的倾向，为洋学（兰学）的勃兴作好了准备”。[②⑤]另外，朱子学强调的“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无疑则不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兰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综观整个兰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它正是在怀疑和否定儒学的过程中，不断为自己伸张势力的，尽管这种情况是朱子学始料不及的。
    第三，“锁国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也具有促使“兰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至18世纪初，日本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对农民的巧取豪夺，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在享保以前的元禄、宝永、正德年间，农民暴动逐年增加：元禄年间，年均2.2次；宝永年间，年均2.58次；正德年间，年均3.2次。[②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18世纪初推行了“享保改革”，实施“殖产兴业”政策，而“采用洋学（兰学），则是他殖产兴业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他试图以某种方法阻止封建制动摇的表现”。[②⑦]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内外在因素的“合力”，以及日本已经具有了“南蛮学时代”吸收西方文化的经历和基础，“兰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它的内容也在发展中不断经历着变化。概括而言，“兰学”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各个阶段，均有其代表人物和鲜明特色。
    1.草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新井白石、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按照大槻玄泽的说法：“盖此学也，萌芽于白石先生，权兴于昆阳先生。”[②⑧]1708年，新井白石通过对偷潜入境的天主教士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的审问这一日本“近世文化史上应刮目相看的事件”，获得了许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洋学史上古典中的古典”，“不久成为洋学勃兴之先驱”的不朽名著《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②⑨]在这两部著作中，新井白石不仅显示了广博的知识，而且在儒学和西学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分别称之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这一文化观点明确了欧洲的‘形而下’文化是有价值的，和基督教有所不同，即便在禁止后者的条件下，也具有可以吸取的性质。对这一作为以后移植洋学的思想准备的观点，必须给予高度评价。”[③⑩]
    不过，新井白石的成就还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兰学”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跨出第一步的是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二者对“兰学”的研究及分别撰写、翻译的《和兰话译》、《阿兰陀本草和解》等著作，不仅是“通词”（翻译）以外的日本人钻研荷兰文化的正式开端，而且为“兰学”的正式形成准备了知识基础。
    2.形成期。新井白石等人的工作为“兰学”的草创画了一个完整而醒目的句号。但是，“在江户时代最初80年左右的时间里，兰学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存在。”[③①]正式创建“兰学”并使“兰学”这一名称得以问世的，是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中川淳庵、桂川甫周等人的工作，其标志就是1771年由他们着手翻译，并在1774年出版的德国人约翰·亚当·库尔姆斯的著作《解剖图谱》的荷兰语译本（日文本译名《解体新书》）。这项工作不仅开始了对系统的西方医学知识、理论的移植，而且是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辩哲学的一场革命（按照日本当时的理论，人类的器官是人类外部世界的缩影），因此被西方的日本史家让·皮埃尔·莱蒙称为“日本西学史上一块新的里程碑”。[③②]日本学者更是普遍认为，“1771年是日本洋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③③]
    3.发展期。《解体新书》问世后，至19世纪初，“兰学”犹如“滴油入水而波满全池”，“遍及海内，流布四方，每年有著译问世”。[③④]在这一时期，“兰学”的代表人物在江户有和杉田玄白、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随一起被并称为江户兰学“四大家”的大槻玄泽（他是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的学生），以及司马江汉、平贺源内、森岛中良、山片蟠桃；在京都有小石元俊、迁兰室、稻村三伯；在大阪有桥本宗吉；在长崎有志筑忠雄，等等。他们或著书立说，普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或建立学堂，培养“兰学”人才，为“兰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大槻玄泽的“《兰学阶梯》，虽只是著于天明年间的区区一小册子，然海内因此书而有志于兰学者甚多”。[③⑤]由他和桥本宗吉分别创设的“芝兰堂”、“丝兰塾”，均桃李满天下。同时，“兰学”的内容，也从以语言学和医学为主，迅速扩展到生物、天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各个学科领域。
    4.转变期。进入19世纪的文化、文政期以后，随着兰学“四大家”等一代宗师的相继谢世，“兰学”开始进入以吉田长淑、足立长隽、宇田川玄真、坪井信道等人为中心的时代。这时期的“兰学”，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变化。除了对荷兰语的学习进一步以文法为基础，原来“八宗兼学”的治学方式，进一步趋于专业化以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来作为“厚生利用”而存在的“兰学”，开始成为御用学问。其标志就是1811年幕府在天文方设立了“蕃书和解御用挂”。“这一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原先仅作为自身爱好而产生的私学，开始作为服务于权力的知识而得到承认。”[③⑥]以后，这一机构又演变成“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成为幕府移植西方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