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战略上讲，美国内战并没有提供战术上那么多有价值的新东西。整体上看，南方处在战略防御的态势上，北方处在战略进攻的态势上。北方在实践中对南方实施了长期的海上封锁，力图断绝南方与外界的联系。在西部战场上，北方军对密西西比河流域、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实施了远距离的打击和分割包围，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但美国内战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东部战场上所打的拿破仑式的高潮型的歼灭战，双方都积极寻找对方的主力进行会战，企图以一次或几次战役来决定战争大局。
    战争开始后，南方邦联所面临的困难是明显的，工业基础薄弱，人口资源比北方远为贫乏，没有海军。南方作战的目标，主要是迫使联邦政府承认其独立，保持奴隶制种植园制度。戴维斯只要采取如同华盛顿的爱惜人力的防御战略，把战争拖下去，北方就很可能因为失去耐心而被迫承认南方的分裂事实。然而，在一个重要方面戴维斯无法重复华盛顿的战略路线。面对英国海军对十三州沿海的封锁，华盛顿顶住了要他把军队沿海岸部署的要求，他把革命军保持集中，让大部分海岸地区利用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民兵，尽其所能进行自卫。但邦联各州在有关本州的安全和政治权利方面感情十分强烈，独立性很大，它们希望从里士满得到的军事保护至少不得比从联邦政府那里曾经得到的少。因此，戴维斯受到把他有限的军事力量分散部署的压力，对邦联上英里里边界提供至少是表面上的防卫。这样做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邦联不仅在一些点上而且会在许多地方防守薄弱，北方如果实施林肯总统提出的“全线施加压力”的思想，那邦联部分防御就会崩溃，最终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令人黯然伤神的前景，迫使邦联的军事首脑们制订出不同于戴维斯本将选择的全线防御的战略方案，他们确信南方军队无法采取华盛顿那种基本上是消极防御的路线。防止北方军队在邦联周围某个地方“施加致命压力的唯一办法”，是“掌握主动权”。南方军队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从而，“由南军而不是由北军”来决定“关键性军事对抗应该发生的地点”〔11〕。南军虽在整体上处于劣势，但可以在某些地段或关键性的集合点造成优势。
    南军中以攻为导、掌握主动权的主要倡导者是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他被认是美国内战中最杰出和优秀的将帅之一。李坚持认为，拯救邦联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兵力进行进攻。他说：“只有把我们的军队集中起来，我们才能赢得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我们必须在因为不行动而肯定遭受损失以及因为采取行动而承担风险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12〕。
    一般意义上讲，北方在内战中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从战略上讲，也有难言之隐。这一点往往被一般论者忽视。首先，北方必须征服南方，而南方却只需保存自己。北方的普遍舆论，在支持征服南方的感情上，比起南方的舆论支持保卫邦联的感情来，要更加分裂一些。北方的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战争混杂着不同的感情。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担心这场战争正在破坏由开国先辈们写下的宪法，同时担心它正在成为努力确保共和党政治优势的一场党派活动”〔13〕。废除奴隶制最终被确定为北方进行战争的第二个目标，这对北方舆论产生了强大的分裂效果，因为它恰好触及了那个最敏感的种族问题。对于北方来说，甚至葛底斯堡战役之后，邦联仍然有继续生存的希望，如果民主党能在1864年大选中获胜，它就有救了。
    其次，北方在人力物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并不是没有穷尽的。北方22个州有2300万人口，南方11个州只有900万人口，其中350万是奴隶；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奴隶必须计算在南方人口内因为正是他们的劳动才使南方的白人可以被动员起来去参加战争。居住在同邦联接壤的那些州有约300万人口，其中奴隶4万多人，这些州虽然没有分离出去，但在感情上一直摇摆不定，因此，不能完全计入北方的人口。当然，在南部也存在某种分离。然而，边界州的存在，加上总的说来公众舆论不如南方统一，这就意味着北方不能充分地把它的潜力转化为实际参战的人力。不定时地在北方军中服役的有210万人， 而具体时候的最高兵力约100万。在南方军队中服役的有90万人，最高时的兵力约60万〔14〕。 南方有把兵力分散保卫邦联边界的倾向，而北方因为以永久征服为目的，不得不在每征服一地之后就建立占领军守备部队。南方也偶然入侵北方州，但那只是临时性的，北方随着南方的推进，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
    第三、从后勤方面讲，北方需要比南方庞大得多的后勤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兵力的分散。北方士兵“习惯于”较南方士兵为高的生活标准。北方舆论分歧大，这就为了保持北军士气，生活标准应维持在南军水平之上。南军基本上是在自己友善的领土上活动，取得后勤方面补给比较容易，而北军越向南方深入其供应线就拉得越长，越易受到南方游击队的袭击，必须分出更多的兵力来维持后勤供应。
    第四、平时常备军比较少，战争爆发后，军队大部分是临时招募的民兵。民兵服役期比较短，缺乏正规严格的训练，纪律松驰，很不稳定，不利于长期在军队中作战。这一问题双方都存在，但北方更为突出。
    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要求北方联邦政府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战争爆发时，联邦政府的陆军总司令是75岁的温菲尔德·司各特。他支持拿破仑以前的战争观，建议对南部邦联实行一次大包围，用海军封锁邦联合港口，逐渐地扼杀邦联经济。在陆地上，在装备和训练好一支优势军队之前，先不采取大胆的军事行动。他想指挥一场用常规和审填的方法进行的战争。他的这些计划不久即被北方舆论嘲笑为“莽蛇战略”。这种嘲笑发自北部人民不愿为有此耐心打仗的心理，司各特的战略需要时间，他们不愿意等待，当时北部流行的口号是：“一下子打到里士满去”。
    南方的李将军了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积极出击，寻找会战机会。北方公众求胜心切，燥动不安，催促发动进攻。于是，双方沉湎于拿破仑式的高潮型战斗的狂热之中。司各特和麦克莱伦离任之后，北方的哈勒克和格兰特为代表的新一代司令官，特别钟情于拿破仑的战斗观念，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军队看成高于一切的目标，想以几次壮观的奥斯特里茨式的胜利赢得战争。格兰特的信条是：“天天打，不停地打，自始至终把敌人置于自己军队的控制之下”。他命令北军将领米德：“李的军队将是你的目标点。李跑到什么地方，你也要跑到什么地方。”他指示谢里登将军：“敌军不亡，我军追逐不止，敌军撤向何处，我军亦跟向何处”〔15〕。格兰特实行的这种高潮型的歼灭战略，自己方面的损失也不能不是巨大的。南方的李将军，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里，他的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使他成为最令北军害怕的将领。但从整体上讲，南方经受不了一系列会战带来的损耗，终因资源枯竭而战败。
    是东部战场上双方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战，还是北方军对佐治亚的远征和机动作战对内战的结构起了决定作用？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先生坚持认为：西部战场上的战斗的意义被人们长期忽视，而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1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波托马克河西岸不是最重要的战场，夺取里士满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但在军事上，“却不解决任何问题。”战略的重心，应是田纳西河上游的查塔努加和多耳顿，最南部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其次是夺取亚特兰塔和佐治亚，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线；最后是攻占梅肯和戈登，破坏南方东西两部之间的最后联系〔17〕。但大多数观察美国内战的战略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们，把眼光盯在东部战场上，认为这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战场和战略重心，这里发生的战斗具有典型的意义。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格兰特和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进行的你来我往的板羽球与毽球式的对抗赛”被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将军们“以更加大量、更加无成效的方式从1914年至1918年在法国战场上忠实仿效”〔18〕。而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经验还指导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实践。美国坚持以英国为基地，横渡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与德军作艰苦的正面作战，反对英国从地中海和东南欧发动进攻的“间接”战略路线，这可以说是直接承袭了内战中东部战场上的经验。